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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6-30 15:4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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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高铁网络建设,经过武汉的列车必须进人武汉三大火车站。那么在高铁建设中,三大火车站的建设就成了重中之重。
尹维真说:
三个火车站的建设,首先是从武汉站开始的,武汉站是高铁的中心站,也就是现在的杨春湖。我记得这三个站,从它的设计来讲是各有风格,现代风格就是武汉站,是黄鹤的一个造型,因为武汉是黄鹤的故乡,是铁四院跟法国的一家设计公司中标的;再就是武昌站改造,在原有的站址上进行改造扩容,它是楚文化风格车站的设计;另外就是汉口站也是改造扩容,它的设计风格是古典欧式风格,就是把原大智门火车站整个建筑的设计造型把它放大,放到了汉口站,这是三种风格的火车站。
刘家栋(曾任武汉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主任)说:
武汉市现在的高铁走向,我觉得我们为武汉市在这个问题上是立了功的。当初铁道部的规划不是在现在这个地方,高铁要从城市当中穿过,到武昌站那里,从这一条路走。如果是高铁从这里穿过的话,武汉市有42条街道要受到影响,那武汉市的交通就完了。当初我们知道这个信息以后,就一直跟市领导建议,一定要改线,不能走这一条线,一定要走外围。
我记得很清楚,陈训秋当SJ第一次到我们发改委时,听龙成(刘龙成,历任武汉市经委主任、市RD副主任)和我两个人的汇报,他说不要稿子,你们自己讲。然后他就开始提问,提什么问题呢。他说发改委应该是政府的参谋部,有前瞻性和预见性,你觉得武汉市要把高铁外迁这件事能不能办成。我当时回答,我说训秋SJ,只要你和李宪生SZ有决心,我们一定会办成。因为这种大事情,市里主要LD的决心决定了我们的力度。他说好,你说能够办成,大概要多长时间?因为那个时候还是2003年元月份,我说3年左右要把这个事办成。
后来宪生SZ在这个问题上还是立了大功的,他积极主张把高铁外迁。现在我们走的是杨春湖,当初刘崇平陪我去杨春湖选点,那个时候车子是开不进去的,全部是湖叉子,我们把车子停在外面,自己走进去,走到湖叉子当中去选点,选武汉站的点,那个时候一片荒凉。现在的这一条线是从东湖边上走,高铁从这里走,对武汉、对东湖造成的影响应该说是最小的。如果不改线走市内,对武汉市的交通会造成极大的影响,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畅通。所以我觉得武汉市的改线是成功的。
吴长均补充了这件事:
李宪生征求大家意见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样规划线路,那等于在武昌又安了一把刀子,把武昌切成两块,因为高铁的时速都是350公里,进入城区的时候也是250公里,所以这个高铁在武昌穿过去的话,就是现在的这个正一路一直到黄鹤楼这一边切过去到武昌车站再出城,而且它的转弯半径是350米,你整个城区的规划都破坏了。所以宪生觉得这个地方建高铁站对武汉市今后的发展制约很大,这是一个屏障。
后来我找到了唐适宁(曾任武汉市建设委员会主任),唐适宁六七十年代跟万里一起搞“07工程”,我就问他沙湖车站是怎么回事,他说这个地方是他跟万里一起定的,不是作为武汉的新火车站,是作为“07工程”,配套预留的编组站。他说要新建火车站应该是在青山那一边。这样我就把这个消息跟宪生汇报了,宪生更加坚定改线的信心。他跟发改委一起到北京与刘志军谈这个事,当时刘志军对武汉的情况比较了解,他同意武汉市重新选址。如果高铁从武汉市武昌中心城区穿过,这个规划就是一个败笔了。
袁善腊谈了他的经历:
比如说武汉火车站,这是武汉市的一件大事,按照当时省发改委定的就是武昌南站,就是车子从天兴洲大桥下来以后走既有的线路,从徐家棚到武昌南站。当时宪生同志说那个线路不行,这样把武昌毁了,他坚持要改线路。当时省发改委坚决不同意,国家发改委批的项目你敢不干吗?
后来陈训秋就说那我们跑一趟北京吧,我记得清清楚楚是我陪着他们去的,张代重也参加了,我们没有休息,赶到铁道部,刘部长加上黄民,现在是铁道部的总经理,他们接待了我们。陈SJ把意见一提,黄民坚决反对,说这是国家批了的项目,不能变更。刘部长把黄民一拉说,你懂什么?人家武汉市说的是有道理的,我是从武汉市过来的,你把整个江南都给我毁了。
他说把江南都毁了,就是说高铁如果走徐家棚,那几十股道路不都完了?他当时就说从天兴洲笔直走到乌龙泉接既有线,既有线就是京广线,从乌龙泉接。黄民不做声了,他说,训秋你这样一搞就多了几十亿,那你拆迁我不管,拆迁你包了,我只负责改线和建设。他说增加了20个亿,没有算火车站,后来又加了一个火车站,实际上他这一表态就增加了100个亿。当时训秋问我,我说这块武汉市全部承担,你只要把线改了就可以了。武汉火车站应该是对武汉市整个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把青山这块带起来了,把整个沿江的开发也带起来了。
吴长均说:
现在在全国来说这三个火车站的交通区位、客流量,应该是举足轻重的。汉口站是在原来的车站基础上改造的,它不是大拆,看着像是建了一个新的,实际上是把前面加宽了,门面改造成原大智门车站的形状,后面改了一个廊式的上车的条线。也是从这个时候起,我们把地下广场跟地铁车站结合在一起,那是全部拆了全部改造,然后恢复到现在的情况。武汉站是新建的,那是跟铁道部一起商量的,在建武汉站的时候预留了地铁线的下穿,它是从武汉站底座下穿过去的,它预留下来了,所以那个时候都考虑了。地铁四号线跟武汉站基本上是同步启动的,稍稍晚一点,但是车站设计实际上是考虑进去了。武昌站它是地铁四号线穿过去,我们做武昌站的广场改造的时候,在设计上一起考虑了,所以下了地铁站就可以直接到武昌火车站的侯车楼里面去。
尹维真说:
武昌站的改造是在原址上进行改造,武昌站当时遇到的最大矛盾和问题就是它的地域比较狭小,周边的环境受到一些制约。要把它建设好,既要考虑到它的将来功能需要,也要考虑到城市环境的需要,所以真正在武昌站建设上面我们花了工夫,就是怎么在有限的空间中发挥它的重要功能,同时对城市环境、形象不带来大的破坏和影响。当时武昌站花了比较大的工夫在设计上,我记得搞了五六个方案,最后选中了一个综合体的方案,是法国、英国以及武汉城市院合作的一个方案,因为它的站点是高进低出,机场也好、铁路也好都是乘客上面进去底下出来,由于它那个地方狭小,后来又做了一个坡面地高架,是旅客乘车的地方,一层平面层就是出客的地方,负一层就是地下停车场,就做了一个坡面,从视觉来看它显得比较开阔,然后上面做了绿化,这是一个。第二个旁边拆了一块商业用地,把它做了一个交通综合体,因为还有其他的地面交通,包括地铁要跟它进行对接,这个地方太小,把它拆了以后做了一个1万多平方米的交通综合体。
汉口站的改造,因为它相对来讲地域比较开阔,在建筑风格功能确定之后,搞了一个南北广场,汉口站叫南北广场,南广场是原有的,然后把它拓展,北广场是全部拆出来的,两边开了两条路,一个叫金墩路,一个叫银墩路,把这两条路打通了。
关于铁路建设,尹维真说:
还有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当时的资金筹措。因为这笔钱是用于铁路拆迁项目,拆完后这笔钱落到哪一个账上?你总得有一个说法。
再一个问题是这个钱需要去融资,以什么名义去融资?当时遇到这个问题以后,我就跟苗圩SJ建议,专门到铁道部去汇报这个事情。不然的话,钱从哪里来呢?当时苗SJ大局观比较强,他说:维真,不提这个事了,现在部里面也很为难,部里领导压力都很大,我们就不要再提这个事了。我说:我不正式地说好不好,就以我个人的名义,作为管这块工作的同志遇到一些困难,我跟领导汇报,领导说行就行,不行就算了。
后来苗SJ就同意了,这样我们到北京去,就是他和我两个人一起去了,跟部里的LD当面汇报。去了以后,汇报了工作中的一些情况,对铁道部讲了一些感谢之类的话,然后我就讲到这个事了,现在铁道部在武汉投资很大,我们正是建设期,对武汉的作用是若干年以后才能体现的,但是我们本届DW ZF是全力支持做这件事。我们现在融资上遇到了一些困难,一下要拿几百亿出来,一个这个钱是要干什么呢?总得有个历史记载,做什么用了,要认可。第二个我靠什么去融资呢?我知道铁道部连这个预算都做了,能不能把我们地方这块钱纳入到你的京广线,它有一个公司,放在这个公司里面作为我们入股,我们在10年内都没指望分红,只是希望有这个说法,我好去融资。
当时的LD听了以后觉得我们说得有道理,他说维真说得还是有道理的,你们到时候找银行有个说法,我参与了,我入股了,我可以到银行去融资了。然后他当时就定了,说过两天铁道部当时的总经济师黄民到武汉去跟你们当面谈。过了两天黄民来了,然后我们进行了对接,把整个情况一讲,他觉得我们说得有道理,就同意了。他提出城市建设和城市道路中,涉及铁路线的征地拆迁费用整体打包,当时进到武广线一部分,还有一部分他搞到沪汉蓉线,也是一个公司,我印象当中也是把这个入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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