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晋国历史专贴

勿忘在莒

然而，美好的时光总是太短暂，生活中的小确幸太容易被外力干扰。这种如田园牧歌式的恬静生活，在气候的剧烈变化面前根本不堪一击。于是很快人们就发现变天了，粮食开始歉收了，北方的戎狄也如潮水般涌来，原本仰仗的那个高高在上的天子，如今也如丧家犬一般东奔西跑。人们只好自发地组织起来，与周边的村落国家一起结成联盟，共同保卫自己的家园，守护辛苦耕耘的成果。

这场气候的剧变激发了人们的自觉意识，但也无声地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魔盒，开启了一个动荡的时代。在天灾人祸的接连打击之下，周王的权威渐渐丧失，直到骊山的烽火彻底摧毁了天子身上的光环。与此同时，在与戎狄的斗争中也产生了一大批野心家，他们不再满足于小国寡民的状态，不再满足于做一个叼着烟斗的老村长。为了更加有效地动员地区力量抗击外敌，也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他们开始肆无忌惮地兼并周边国家，从而建立起一个又一个区域性政治实体。

当气候转暖丰沛的雨季再次来临，卸下戎装的人们却恍然间发现，从前的一切都已经不复存在。原本小国寡民的均和状态遭到严重的破坏，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又一个如巨无霸一样的国家。国土面积的急剧扩张和人口的暴增，也带来了许多当时人们很难意识到，但却又不得不正视的问题。
在制度层面上，传统的国家机器无法对如此大规模的土地进行管理，使得过去以“井田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开始衰败。旧制度衰败了，新的制度却一直未能确立，这就给各国内部管理带来了不少的混乱，从而为内部冲突埋下了祸根。

在经济实践中，国家规模扩大带来的另外一个效应，便是贫富分化的骤然加剧，以及社会阶层的重新划分。由于不同的贵族在军事征服过程中表现不一，其获得的封地面积也异常悬殊：对于那些功勋卓著的大夫，国君经常会把新征服的国家打包进行封赏；而贡献不那么突出的贵族，则要么费尽心思讨到一两个邑沾沾喜气，要么就是要守着祖上留下的一亩三分地勉强度日。同样是共享清贫的公族，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就出现了有人富可敌国、有人披头跣足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随着时间的流转，在马太效应的作用下被慢慢放大，渐渐呈现出阶层固化的特征，不可避免地激发了人们的不平衡心理，浮躁和焦虑的气息开始在整个中原蔓延。

政治上，那些刚刚掌握了千里沃土的新兴诸侯，面对过去难以想象的广袤疆域，难免会像一夜暴富的土豪一样内心膨胀，进而控制不住自己的私欲，将调整各阶层关系的周礼秩序破坏殆尽。国君不再严格遵守周公所制定的继承制度，变更储君的做法越来越随意，让许多本无希望继承君位的公子公孙看到了希望，其对于君位的觊觎也变得越来越无法掩饰。与此同时，国君的地位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国君与国人之间出现了无法弥合的鸿沟。由此带来的，是传统皇权社会所无法避免的皇权与相权之间的分庭抗礼，在国家崛起的过程中逐渐显现出来，而早期的国家对于两权之间的制约也缺乏系统性的手段。

社会层面上，随着巨无霸的不断征服扩张，他们与传统国家之间的实力差距越来越明显，灭国夺邑对于这些新兴国家来说不再是什么难事，可灭国之后不同族群之间的融合却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消化。而在这个过程中，在征服者内部，随着熟人社会被由陌生人组成的大社会所取代，贵族与平民以及处于不同地域的民众相互之间的亲和感和认同感迅速降低，国人群体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如此一来，国人群体内部、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被征服的不同群体之间都会产生不同的利益诉求，从而加剧国家陷入分裂的风险。

文化观念上，自周公制礼作乐以来，周礼便成了中原诸侯竞相参照的模板。这套以维护王室地位为初衷的制度设计，最大的特点是讲究任人唯亲，强调国君或者地方封君在任命选拔各级官吏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不应该是这个人的学识、才华亦或者是功劳，而是要把候选人与自己亲缘关系的远近放考核指标的第一位。亲疏远近无差别的，就需要衡量候选人的地位，地位尊贵的自然要优先考虑。

受此影响，各国在长达三百多年的政治活动中，都形成了一个以公族为主体的国人群体。对于在国人群体中占绝大多数的守旧势力来说，官员任免、土地分封的首要原则应当是爱亲尊贵，国家得到利益之后，所有的亲戚都应该按照与国君关系的远近一体均沾才是。但随着战争日趋频繁激烈，一个新兴的军功阶层开始兴起，他们崇尚武力、热衷于征服，认为以军功获得封邑才是天经地义的，他们所信奉的法则必然会对对旧制度、旧观念构成强烈的冲击和挑战。与此同时，由于缺乏统一的原则，旧制度和新观念同时并存，又让新旧势力同时都感到不满。

勿忘在莒

公卿矛盾、君位争斗、阶层固化、族群分裂、观念冲突……这些由于国家规模的快速扩张带来的矛盾不断积累，彻底撕裂了原本和谐有序的小共同体，而大的共同体在不断的碰撞和摩擦之中还步履蹒跚、迟迟未至。当整个社会丧失了共识，恐慌情绪和不安全感开始蔓延，接踵而来的便是一副让孔子痛心疾首的画面，让各新兴诸侯国内部陷入了持续的混乱之中，其中较为典型的比如郑国。

郑国在春秋初年是一个与晋国并驾齐驱、夹辅王室的大国，且几乎在晋国爆发曲沃代翼内战的同时，爆发了共叔段的叛乱。不过由于当时执掌权柄的郑庄公应对及时，这场祸乱很快得以平息，郑国也在其领导下逐渐强盛，先后打败了东方诸国和周天子，成为中原地区的一个小霸。然而郑庄公终究还是未能处理好纷繁复杂的国内关系，在他去世后郑国很快就陷入了内乱。此后的几十年间，庄公的几个儿子昭公忽、厉公突、子亹、子仪等人轮流上岗，反复争夺君位，终于让这个早年要风得风的一流强国跌落为二流诸侯国，完全没有了春秋初年的大国风采。

郑国之外，这样的事例也不胜枚举——在齐国，有桓公小白与公子纠争位的事件，以及齐桓公去世后五子夺嫡所造成的混乱；鲁国有庆父之难，宋国有华父督、南宫之乱，卫国有新台丑闻等等……

层出不穷的内乱和丑闻在中原大地上肆虐近百年，各国也都采取了相应的手段来制止争端，但他们试错的结果却并不理想。只是到齐桓公兴起之后，一个国际性的可信承诺机制建立了起来，在霸主权威的强力干预之下，兴起于春秋初年的内乱狂潮才算是有所收敛。但对于晋国来说，由于其独特的地缘政治和文化属性，使得发生在其内部的冲突与列国相比又具有很强的特殊性，其最终走向也就与其他诸侯截然不同了。

勿忘在莒

6-2-2 试错与转折

晋国所在的地理位置，东有太行、太岳群山阻隔，南有中条山与黄河天险并行不悖，构成了其与东方列国之间的天然阻隔。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东方诸侯很难越过天险且远距离跋涉对晋国政局造成影响，这也正是狐偃所称“表里山河”的缘由所在。

晋国地缘政治的特殊性是一把双刃剑，从好的方面说是为晋国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和可靠的屏障，使得其先人一步步入大国的行列，且能避免其受到外部势力的侵扰；从坏的方面讲，这种优势条件和过早的扩张发育也带来了明显的副作用，那就是晋国的内部危机爆发的时间要比其他国家更早，且很难通过外部势力的干预得到解决。

这其中的一个重要逻辑就在于，东方列国之间的势力盘根错节，很多矛盾在爆发之初就已经受到了外部力量的影响和干预，通常不会发展成难以控制的长期危机。但对于晋国来说，早期形成的整体实力使其一旦发生内乱，周边诸侯无力对其形成有效干预。而其地理环境的封闭性，又使得东方列国干预晋国事务的成本骤然增加，当成本与所得收益不成正比，人们便无法形成强烈的意愿。就算是因曲沃代翼导致国力衰弱，虢、郑等国也只能在短期内插手内战，无法长期左右双方的实力对比。后来处于霸业巅峰时期的齐桓公，对于晋国超然姿态也只能放之任之，不敢像对待中原诸侯那样随意讨伐。

更让问题雪上加霜的是，晋国所在区域既远离商朝统治的核心区，与周王朝的传统统治区域也有一定的距离，自古以来就是鱼龙混杂之地，使得晋国内部的族群构成比东方列国更加复杂。

唐叔虞受封前，唐国的统治阶层据传是尧帝的后人祁姓陶唐氏。唐国灭亡后，其部族的主体被迁往宗周境内，但散居当地的祁姓遗民数量仍相当可观。在领有祁姓族群的民众之外，周成王还曾授予唐叔虞“怀姓九宗、职官五正”——这个所谓的“怀姓九宗”一直以来就被怀疑就是“隗姓”“鬼方”的后裔。曲沃代翼发展到中期时，所谓的“怀姓九宗、职官五正”仍然在晋国政治生活中扮演者重要角色，可见其并不简单的是被殖民对象，而是深度参与到晋国的社会治理当中去的，他们也是统治阶层的一员。除了具有代表性的祁姓、隗姓部族之外，根据如今我们掌握的资料可以推断，晋国所在的临汾、运城盆地还散居着数量可观的允姓、姜姓、嬴姓、真姓等各类部族。

此外，在西周末年的气候剧变潮流中，不少王室大夫或因家国为戎狄所灭而不得不寄人篱下，或因感受到宗周局势的微妙变化而寄驽他国。晋国以其地利之便收容了不少从宗周逃难而来的贵族，这其中既有异姓贵族如嬴姓赵氏、梁氏，祁姓杜氏（士氏），姒姓董氏，也有同出姬姓的原氏、毕氏等等（为了叙述方便，本书将外来贵族一律称为异姓大夫），这些族群也都以不同的方式对晋国的政治格局产生着重要影响。

公族势力根深蒂固，原住民族群的影响不减，异姓贵族又平地崛起。身处多元文化交汇之地，与诸多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传统习俗、不同政治观念的不同族群凑在一起，又不是要合力去抵抗异鬼，难免会因各种原因酿成冲突。伴随着国家规模的不断扩大，不同的文化在争夺话语权和影响力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更加强烈的阵痛。与此同时，这些族群也会潜移默化地塑造着晋国统治阶层的文化观念，这种影响固然可以让他们得以兼收并蓄融合各种文化的优长之处，但也同时藏污纳垢吸收了一些极端的观念，使得同样的冲突到了晋国往往会走向极端。

各种因素综合下来，就构成了一幅只属于晋国的特殊画卷：东方列国公族夺嫡的事件屡见不鲜，但却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把这种冲突演变成曲沃代翼这样的七十年内战；东方列国针对公族问题也采取了一些反制手段，却没有哪个国家能制造出如晋国这样的恶性事件。

勿忘在莒

面对愈演愈烈的内部冲突，晋献公以及其后即位的晋惠公都试图采用不同的手段予以化解。比如在晋献公时期，为了弱化封建世袭制度、强化君主集权，曾仿照秦、楚先例，在边境地区设置由国君直辖、异姓大夫代管的县级军事行政区。为消除公族坐大对君权构成威胁，先后制造了聚邑之围和骊姬之乱，在斩杀、驱逐近支公族的同时，颁布了“国无公族”的法令，并将其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推行下去。

晋献公的冷血嗜杀，与后来奥斯曼帝国所长期奉行的“杀害兄弟习惯法”颇有类似，虽不近人情，却也算得上是化解冲突的一剂猛药。只不过越是超出常规的猛药，其副作用也就越明显，强人政治虽能带来一世太平，却也有其先天不足。因为政治强人对社会矛盾的强压并不意味着问题真正得到解决，只能是把解决问题的任务无限后延。一旦下一任国君无力控制局面，压抑多年的沉疴痼疾便会借尸还魂，与新的矛盾合流从而酿成更大的灾难。晋献公在世时，以他的个人权威还能压制民众的不满情绪，可一旦他的个人权威丧失，那些因新政而导致利益受损的公族群体必然会群起，让国家回到比之前更加严峻的动乱之中。

历史的发展也一再验证了这个逻辑。伴随着一代强人晋献公的去世，诸公子对君权的争夺反而愈演愈烈，进而引发了被称为“五世昏乱”的长期动荡。公族势力虽偃旗息鼓，但君权与卿权的冲突却并没有结束，而是换了一种形式，以里、丕之党制霸朝野的形式粉墨登场。在这个过程中，由对献公政策不满以及申生之死引发的一系列观念冲突也得到了爆发，更是加剧了国家内部的分裂。

也就是说，里克之乱的爆发，奚齐、卓子的被杀，骊姬的受戮，表面上看是人们在发泄对骊姬乱政的不满，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却是由失序而引发矛盾的全面爆发，人们的愤怒不过是在为内心的焦灼和恐惧寻找发泄的出口罢了。

勿忘在莒

晋惠公回国时，以公族为主体的国人都迫切希望晋国政治能够重回周礼的轨道，姐姐秦穆姬也曾谆谆教导，指望着他能够纠正父亲的过失，将诸公子召回国内。如果他能够因势利导、顺势而为，或许也能够缓解紧张的气氛，最终的结果也不至于那么凄惨。可晋惠公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继承了父亲献公诛杀桓庄之族的狠辣手段，喜欢用简单粗暴的手段解决问题，这下麻烦可就大了。

首先是在解决君权危机以及观念冲突时，他非但不愿改弦更张迎回诸公子，还派人到狄国击杀重耳，不免令人大失所望。在位期间也任用了一批远支公族，比如郤氏、韩氏，可这种重用只是出于对各个家族作出贡献的回应，所坚持的原则依然是“因功受赏”的逻辑。这其中的区别只在于，他将公族和异姓等而视之，既没有刻意打压，也没有给予特别的优待。这种不分内外地位平等的做法，尽管要比他老子进步了不少，可终究还是与国人的期许有很大差距。从这种种迹象来看，惠公对“国无公族”政策的坚持，以及由此造成国人群体的不满，恐怕也是他们父子二人最终失国的一项重要原因。

在解决君卿冲突方面，晋惠公以雷霆之势消灭了权势熏天的里克和丕郑，顺势剪除了潜伏在身边的七舆大夫，在极短的时间内稳固了自身的地位。这种手段虽然高效，但却有很严重的后遗症。晋惠公没有父亲说一不二的权威，无法让离心的大夫心悦诚服，便只能扶植自己的心腹，其结果就是制造了新的强卿，从而对后来者的地位构成威胁。

不过凡事都要一分为二，晋惠公虽说声名狼藉，却也并非一无是处。在他执政的十四年间，晋国先是经历了连年的天灾，后又遭受了韩之战丧师辱国之痛，国家军事、经济遭受全方位的重创。为弥补这些过失，晋惠公在执政后期也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其中对后来晋国政局影响最大的，就是将吕甥主导的“作爰田”“作州兵”等政策坚定不移地执行了下去。

有关“作爰田”“作州兵”的具体内容，前文已经有过详细的介绍。统而言之，经过这一系列的改革，在经济上确立了土地私有制的雏形，使得晋国土地制度开始从井田衰败的集体农庄向小农经济过渡，极大地鼓励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军事上，在扩大征兵范围的同时，将征赋的权力下放到地方封君手中。这些举措虽不利于君主权力的集中，但却能在短时间内快速恢复晋国的经济、军事力量，进而推动国家整体实力的发展壮大。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将晋惠公执政的十四年划分为两个不同的时期：韩之战之前，国内各种矛盾得以充分释放，可以看作是一个历史发展必然要经历的阵痛期；韩之战结束后，经济军事政策的改革让高度紧张的社会情绪得以缓解，可以视作逐渐消化冲突的缓释期。
这两段时期对于晋国的发展极端重要，对于后来各项措施的推行也起到了铺垫的作用。国内民众饱受秩序混乱带来的苦难，都期望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一个新的秩序也就呼之欲出了。

勿忘在莒

A6-2-3 介子推之惑

晋文公回国时，对于究竟如何才能化解这种紧张感，起初也毫无头绪。按照他原本的打算：

在外流亡的十九年间，跟随自己的那些人个个都劳苦功高，他们跟着我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这种辛酸又有谁能够体会？如果没有这些人鞍前马后的伺候，没有这些人日夜思虑出谋划策，我恐怕根本就活不到今天，也就不会有如今的荣耀富贵了。

再者说了，能够跟随流亡十九年的时间，受尽艰难险阻都不离不弃，足见这些人的忠肝义胆，他们都是最值得信赖的人。如今我身居高位，理所当然就要论功行赏，让他们“大者封邑，小者尊爵”，以回报其忠心和付出。

至于国内留守的大夫，他们本来就跟我关系疏远，十几年里也从来没有关心过我的死活，似乎也没有讨好他们的必要。政治斗争从来都不是简单的请客吃饭，如今我初登大宝，国内情形尚不了解，政治局势尚难掌控，让知根知底的人担任重要职位、控制关键部门才能放心，这也是人之常情，总没什么错吧？

然而寺人披和竖头须却明白无误地告诉他：“大错特错！”

寺人披首先指出：“事君不贰是谓臣，好恶不易是谓君。君君臣臣，是谓明训。明训能终，民之主也。”这番话既是在为自己的辩解，同时也是在劝导重耳：身为国君，就要把国君的职责放在首位，把私人好恶放在一边，这才符合古来圣贤的教导。你如今已经是所有晋国人的国君，不再只是一个流亡团队的首领，只有适应了这种转化，以国君的思维去处理国事，才能得到百姓的真心拥戴。

而竖头须则提出：“居者为社稷之守，行者为羁绁之仆，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国君而仇匹夫，惧者甚众矣。”——我竖头须代表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而是在为所有留守国内的人请愿。于你私人而言，他们或许没有随亡的臣子更加亲切可信，但于国家而言，只有这些居守之臣才是保家卫国的功臣。如果没有他们费尽心力保家卫国，你即便是当上了国君，得到的也只会是一片破碎的山河。如果仅仅因为个人感情的远近，就大肆恩赏从亡者，对居守者大加挞伐，你很快就会失去民心。

事实上，对于回国之后究竟该如何封赏，如何处理与国内留守贵族的关系，不仅仅寺人披、竖头须会有不同意见，在流亡者内部也不乏反对的声音，其中的典型代表便是我们所熟知的介子推。

勿忘在莒

得益于清明节传说的广泛流传，今人对于介子推的名号大抵都不会感到陌生。在那些妇孺皆知的故事中，介子推曾有“割股奉君”的感人举动，在重耳最危难的时刻，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忠诚。但在重耳回国后，他却因不愿居功受禄而隐居绵山，晋文公派人搜寻不得引火烧山，居然把他给烧死了。这些传说虽不足为信，却至少表明了人们对介子推品格的尊崇，但对于介子推为什么“不言禄”，为什么不愿意接受封赏，人们却所知甚少。

为了解开这个谜题，我们不妨把视线再拉回到一个月前，也就是重耳一行在黄河岸边发思古之幽情的时候。当时面对着滔滔河水，众人皆涕泪交加、感慨不已，可狐偃却不合时宜地捧着玉璧跪倒在地，向重耳请罪说：“臣跟着您巡游天下的时候，犯下的罪过实在太多了。（以下脑补）要不是因为当初我这脑子不够用，您也不至于会流亡这么久，还好几次险遭杀身之祸；您的国君大位本是天命所归，要不是因为我私自做主，您说不定还能在齐国过几年安逸的日子，免受这诸多的流离之苦……这些事实在是数也数不清，您心里记得清楚，臣自然也心知肚明，所以臣自请流亡，还望国君不要追究了！”

面对此情此景，重耳也需要发泄一下内心的喜悦，于是便投其所好：“所不与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说着就把玉璧丢进了黄河之中，以表明心迹。

狐偃假意请罪流亡、实则邀功请赏，重耳表面谦虚大度、实则洋洋自得，二人一唱一和，场面活色生香，俨然是一个大型古装剧拍摄现场。面对如此虚伪的场面，介子推忍无可忍，于是便一脸嫌弃地离开了。

据说在离别的渡船上，回首远望公子站立的方向，介子推曾淡然地说道：“惠公父子俩得罪人太多，国内国外都不支持他们，失去晋国是必然的。只要上天还不想让晋国灭亡，就必定会有人主掌国政。献公的九个儿子如今只剩下了重耳一人，他不做国君还能有谁来做？”

在他看来，自己虽跟随文公流亡了十九年，还有传说中“割股啖君”的举动，可实打实地讲，在国君回国即位这件事上是没有功劳的。公子之所以能够取得今日的地位，那都是上天的垂怜，如果非要论功行赏，那功劳也应该是上天的。自己明明没有功劳，却非要借机求赏，这不就是“贪天之功”以为己有吗？你偷别人个东西还要被人骂成是小偷，如今你要偷上天的东西，这又该怎么定性呢？

然而令人失望的是，如狐偃这样的人，他们不仅认识不到这一点，反而却为能够无功受禄而沾沾自喜。国君明明知道他们在欺世盗名，却还要假装不知道，还要由着他们胡闹，对他们大肆封赏，这又算得上是什么呢？上下级之间互相蒙骗，演戏演到让人恶心，他们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都是一帮什么人啊？就这么一帮人，别说是要跟他们朝夕相处了，你就是跟他们晒一个太阳都觉得丢人！

介子推在离开之后便带着母亲隐居深山。起初母亲也不理解儿子的选择，便一再追问：“你都追随他流亡十九年了，为什么到最后都梦想成真了，反而不愿接受封赏了呢？”

介子推回答说：“明知他们欺上瞒下却要效仿，岂不是会变得比他们更无耻？我既然已经产生了不满，就绝对不会接受他的馈赠！”

母亲还是不甘心，就劝道：“就算是你不接受封赏，至少也要让他知道一下吧？就这样默不作声的，你心中执守的理念，又有谁能知晓？白白委屈了自己却又不能弘道于天下，这又是何苦呢？”

介子推不以为意：“从决定要隐居的那一刻起，对于世间万事我便毫不在意了。就算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也不是我一个人能左右的，又何必再去暴露自己徒增烦恼呢？”

勿忘在莒

介子推自有其清高之处，但客观地讲，其观念毕竟还是落入窠臼了。他的所思所想，正反映了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观念冲突。重耳和夷吾一样，对父亲论功行赏的做法深信不疑，对摒弃公族的观念也毫不拒斥，但这恰恰是如介子推这样的保守主义者所无法理解的。

在他们心目中，“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爱有等差才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生而固有的普遍本性，是最符合天道自然运行规则的制度设计，也是每个经济社会参与者都必须要遵守的准则。

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一名有德的君主就应该奉行天道伦常，将周礼“爱亲尊贵”的原则运用到政治生活中，坚决抵制“因功受赏”等不良思想的影响破坏正常的政治秩序。与国君亲缘关系疏远或者地位卑贱的人，哪怕是有莫大的功劳，也不应该凌驾于亲贵的头上。否则的话，若是人人都为了改变地位而参与争斗，这个世界还不知道要乱成什么样子。可追随重耳的都是些什么人哪？他们不是地位卑贱的家中庶幼，就是关系疏远的外来和尚，有什么资格腆着脸大言不惭地要求封赏？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既然你们的观念我看不惯，那爷就不伺候了。

介子推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道德主义者，以自己所信奉的观念为至高准则，严格地用这个准则来约束和评价他人，一旦对方不遵守自己的准则就会翻脸。若是他泉下有知，知道后世有诸多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案例，估计都得再气死一次。

但正如《国富论》所提出的观念，社会是由无数个具体的人构成的，人们在实现利益的过程中，会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牵引着，促进政治制度的完善和社会观念的成熟，从而为更多人带来福祉。逐利是人的本性，无论是守旧者还是革新者，都有着自身的利益诉求。只是与守旧者的清高自洁不同，革新者大多都以强烈的逐利主义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跟随重耳出亡的人如狐偃固然是如此，没有追随重耳出亡的人亦是如此，这其中并无高下之分。

介子推不愿意跳出旧观念的藩篱去推己及人，又无法以自己的力量去改变他人，于是便只能身体力行地去弘扬自己的理想。这既是春秋大破大立时代守旧贵族共同的疑惑，也是他们的通病。重耳一行在卫国时所遇到的宁俞，其所坚守的“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便是他们内心的真实写照。

当社会规则日趋多元化的时候，他们依然坚守着自己的信条，大谈所谓的季世来临，大骂所谓的礼崩乐坏纲纪不存，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而以他们单薄的身躯，又无法抵挡社会巨变的潮流和逐利者的纷涌，便只能选择归隐，在书斋之中聊作一些道德文章，其精神固然可敬，其命运却让人不禁唏嘘。而能够直面变化进行改革的法家先驱如子产，和能够抵抗潮流铁肩担道义的儒家士子如孔孟，尽管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的确是真正值得我们敬佩的人。

勿忘在莒

书归正传。

无论是竖头须的直言劝谏，还是介子推的政治理想，在当时都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一方面，有功于国是为忠，有恩于私是为义。作为一名流亡团队的首领，在感情上愿意亲近追随自己的人无可厚非；但身为一国之君，就要首先抛弃个人恩怨，不能如寻常人一般恣意妄为，无论是因为怨恨而公器私用、还是由于恩情而以公谋私，这些都是不可取的。

随从流亡的那些人固然是劳苦功高，可居守国内的人却更加不容忽视。他们既用家族的血泪守护了晋国的江山，同时又以世代功勋控制了国内的大部分资源。无论你是站在家国天下的角度，还是仅仅为了稳固自身的地位，都必须要公私分明，绝对不能因个人感情引发居守者和流亡者之间的派系冲突，在这一点上是绝对不能任性的。

另一方面，身为国君要尽力调和国内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异姓大夫所提供的动力固然可以让你走得更快、行得更远，可公族大夫潜藏在水面下的滚滚波涛也随时能让你倾覆。

公族受到打压的这半个世纪中，整个社会已经集聚了大量的怨气，使得晋国这架老爷车在急速的行进中难免会有所晃动。过去拥戴惠公父子的人，如今之所以会转而向重耳抛出橄榄枝，更多的恐怕还是把他当成了一种精神寄托，期望他的到来能够一扫过去的阴霾，让沉寂多年的公族重新焕发生机，这或许才是造就他贤名的真实原因。重耳既然接受了人们的推崇，就必须要承担这贤名背后所承载的政治理想。这也就意味着，在他回国即位之后，不论是否真心情愿，都必须要对这种呼声加以重视。

所谓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调节复杂的利益分配也很难一蹴而就，需要在配套的政治和军制体制改革中缓步推进。这些都需要当政者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将自己摆在一个超然的位置上，认真梳理国内错综复杂的关系，在相互纠缠的利益群体中，寻找一个尽可能照顾到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勿忘在莒

渐进改革

A6-3-1 郭偃之法

晋文公即位当年，针对晋国内部存在的各种弊病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变革，这场变革到其即位四年冬天的被庐之蒐时才基本定型，历史上一般将其称为被庐之法或“执秩之法”。不过在春秋战国时期，不少人都将这些变革归功于一个叫郭偃的人，因此这次的新政又被称为“郭偃之法”。

郭偃其人长期在晋国担任卜师的职务，有时也被称作高偃、卜偃。晋献公即位初期，他就以能掐会算而著称，在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如骊姬之乱、假道伐虢——中作出过惊人的预言。到惠公主政时期，大概是对这位主子的施政纲领颇为不满，因此便经常捧着龟甲说一些风凉话。这些酸话大体上也都被当作预言收录，终于成就了郭偃伟大预言家的光荣称号，以至于其在文公时期的伟大贡献都被遮盖了去，甚至到后来渐渐湮没无闻。

春秋战国时代，郭偃的名号还十分响亮，诸子百家的论述中一度将其与相齐的管仲并称，提高到决定晋文霸业成败的高度。如《韩非子·南面》篇有言：“管仲毋易齐，郭偃毋更晋，则桓、文不霸矣。”《墨子·所染》篇也将其与当世辅霸贤臣并列，说“齐桓染于管仲、鲍叔，晋文染于舅犯、高偃，楚庄染于孙叔、沈尹，吴阖闾染于伍员、文义，越勾践染于范蠡、大夫种。此五君者，所染当，故霸诸侯，功名传于后世。”

郭偃虽是卜史出身，却也知道推行变法改革并非是一件易事。《国语》记载了晋文公与郭偃的一次对话，晋文公曾感慨说：“当初我还以为治理国家很容易，如今才知道这件事有多难！”郭偃顺势而为，说道：“国君以为容易的时候，往往就会面临很多困难；当你意识到这其中的难处时，恰恰就很容易下手了。”

自古以来，但逢改革必然会遇到既得利益者的阻挠，对此郭偃提出的见解是：“论至德者不合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商君书》）。简言之，国君想施行改革就必须要独断专行，一意顾及考虑大众的意见往往会一事无成。

独断专行也必须要有强大的武力护航。对于可能出现的阻力和威胁，《韩非子》曾引用管仲、郭偃故事，说“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管仲之始治也，桓公有武车，戒民之备也。”在推行改革之时，能有军队傍身想必是极好的。

勿忘在莒

正如伟大的瑟曦女王和乔弗里大帝曾告诫我们的，一个国王要想为所欲为，仅仅依靠仁慈是远远不够的。所谓枪杆子里出政权，想要浇灭国内反对势力的嚣张气焰，最保险的做法就是掌握足够多的金钱，并用这些资源养一支只属于自己的军队。这既是他们从冰与火的斗争中总结出的宝贵经验，更是古今中外大大小小的帝王所遵循的铁律。

晋文公虽不是什么七国之王，可也算得上是大国之君，也懂得“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道理。特别是当他想要掌握绝对权力，试图对国内利益划分进行重组时，必然要触动某些既得利益者的奶酪，难保不会有人鱼死网破。

然而现实的情形偏偏不能如愿，反而还多少让人感到有些尴尬。与后世的职业化军队不同，春秋前期各国实行兵民一体，军人主要来源于贵族内部，那些通常所说的“二军”“三军”的军事力量，实际上也都是到战时才征召起来的临时武装。平日里或许会有一些在宫中担当警卫力量的士兵，但数量绝对不会太多，否则吕甥、郤芮也不可能随随便便就想到要去宫里放火。

这个时候，晋文公若是临时征召一些军队行不行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外无边患的情况下召集军队，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反而可能会引起大夫们的警惕情绪，本来没想反叛的说不定也让你给吓得铤而走险了。况且说，晋文公离乡日久，在国内毫无根基，连大夫们都收服不了，就算是把军队召集起来了，那些士兵到头来究竟听谁的还不一定呢！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究竟怎么样才能行呢？晋文公还真有办法——他首先想到的还是借助外援。吕甥、郤芮火烧公宫一事爆发后，在借用秦国之手铲除敌对势力的同时，他还故意示弱向秦穆公，从而争取来一支关键力量——一支由三千名士兵组成的卫队。

《左传》称这支卫队“实纪纲之仆”。什么是“纪纲之仆”？就是用来威慑国人的千牛卫、保护国君的金吾卫、镇压反叛的虎贲军、护卫宫室的御林军——这个做法与乔大帝的设想简直是不谋而合。只不过，乔大帝是希望借钱或者扩充财政组建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而晋文公却是空手套白狼，直接从老丈人那里骗来了一支队伍。

三千人的队伍在我们今天看来或许微不足道，但在当时却绝对不容小觑。春秋时期规模较大的诸侯国普遍只有三军的建制，士兵数量最多不超过四万人，而秦晋两国在当时还都只有两军，总兵力也就两万多人。在常备军没有组建的情况下，三千人的兵力跟任何一个地方封君比起来都要威风得多，也足以将所有人都震慑住。正是依靠着这三千人的强大支持，晋文公才在毫无根基的晋国丛林中站稳了脚跟，他在经历了十九年流亡之后所获得的智慧，以及郭偃所倡导的改革措施才有了施展的机会。

勿忘在莒

不过，由于当时还没有编写成文法的惯例，郭偃的变法思想也没有如《管子》一般形成系统性的论述，其一手缔造的“执秩之法”的具体内容已不再为人所知，我们也只能从诸子百家的论述中寻找蛛丝马迹。

《战国策》中记载赵孝成王时事，曾有一无名氏提到“燕郭之法，有所谓桑雍者”“便辟左右之近者，及夫人优爱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于王者也。是能得之乎内，则大臣为之枉法于外矣。故日月晖于外，其贼在于内，谨备其所憎，而祸在于所爱。”

所谓的“桑雍”指的是桑树上因蠹虫蛀食而形成的痈肿物，而“桑雍者”则指的是嬖臣、妇人和侍从、伶优等对国事无所助益但却受国君宠爱的人。他们常常会利用自身的荣宠，趁着国君酒酣耳热的机会提出一些非分的要求，久而久之便会恃宠而骄，甚至在外为非作歹、贪赃枉法。太阳和月亮虽光辉普照，可内部却依然有黑点，你天天防备那些憎恨的人，却殊不知祸患常常发生在自己身边。因此贤名的国君一定要公私分明，切不可因宠爱而对身边的人过于放纵。

《韩非子》也同样引用了这段话，并进一步延展说，臣子与国君没有骨肉亲情，他们之所以愿意服从，不过是迫于权势罢了。因此，在侍奉国君的时候就往往会窥测国君的意图从而下注——君主喜爱儿子，他们就利用这个儿子获取私利；君主宠爱小妾，这个妾室便会成为他们贪利的工具——赵武灵王的沙丘之变、晋献公的骊姬之乱，不就是由此导致的后果吗？在某些极端情况下，即便是没有小人的挑唆，你所宠爱的人也会因为担心日久失宠，日夜诅咒君主早死，甚至是做出弑君篡位之举，这些都是为君者不得不严加防范的。

郭偃提出这些见解，在提醒晋文公防范君权旁落的同时，自然也有作为居守派大夫的私心，其中的倾向与寺人披和竖头须是同源的。不过若仅是如此，还不足以令晋国摆脱混乱，进而夺取中原霸权，那么郭偃变法还有哪些具体的举措呢？

勿忘在莒

A6-3-2 执秩之法

《国语》有一篇“文公修内政纳襄王”的文章，列举了文公即位后的一系列举措，其中并未提到郭偃的名号，但大可以将其作为一个参考。其具体内容是：

公属百官，赋职任功。弃责薄敛，施舍分寡。救乏振滞，匡困资无。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懋穑劝分，省用足财。利器明德，以厚民性。举善援能，官方定物，正名育类。昭旧族，爱亲戚，明贤良，尊贵宠，赏功劳，事耈老，礼宾旅，友故旧。胥、籍、狐、箕、栾、郤、柏、先、羊舌、董、韩，实掌近官。诸姬之良，掌其中官。异姓之能，掌其远官。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政平民阜，财用不匮。

总的来讲，这些改革内容主要包含两个维度，一是经济制度改革，二是政治制度改革。

经济改革方面，有鉴于民生之多艰，文公先从农工商业入手，通过减免债务、赋税和劳役，救济资助贫困之人等方法来减轻底层民众的负担，鼓励开展农业生产；通过开放山林水泽专利，修缮道路、减轻关税的方式鼓励发展工商业；这些举措都大大地激发了国内的经济活力，为新政的推行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在此基础上，晋文公确立了“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的新经济制度。这种分配制度看似寻常，但对于当时的晋国却意义非凡。

过去的一百多年间，原本维系社会各阶层正常秩序的纽带被切断，各阶层不同身份群体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尊卑贵贱的法度以及依附于其上的分配制度都荡然无存。特别是在土地制度上，依靠宗法结构维系的井田制早已破败，但对于新的土地制度，各国都还没有探索出行之有效的替代方案。而在晋国，吕甥所推行的“作爰田”则剑走偏锋，完全破除传统井田制的藩篱，强化了贵族的土地私有权，从根本上满足了国内大夫的经济诉求。

但问题是，过去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公田中获得的利益，如今井田制被扫入了历史的垃圾堆，公室便丧失了正常的收入来源。在没有新的可替代方案出现之前，公室要想保证财政收入的稳定，保持对地方封君的绝对优势，就得想方设法扩充收入来源。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国家还没有那么多的职业官吏，国君无法直接管理底层的农民，税收这种事显然是没办法推行的，于是保留尽量多的自留地便成了题中之意。但如此一来，国君与民争利，又会打消贵族的积极性，对于国家的长远发展是很不利的。

为了解决这个冲突，晋文公干脆另辟蹊径，直接参照了天子的规章确立了“公食贡”的国家财政制度。这套制度明确了国君在原则上不保留自己的土地，只从大夫手中收取贡赋，从而将国君从与各地封君类似的大地主身份中解脱出来，确立了国君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在大夫的采邑之内，士役使庶民劳作创造财富，工商业者通过帮助贵族贩运货物获得收益，皂隶则按照职务领取口粮，官宰则能得到一定的俸田。至于大夫如何从士的手中收取粮食，是采用井田制也好，使用税收手段也罢，那就要各尽所能了。

这些做法尽管有其局限性，但也算是春秋时期第一次从官方的角度，对国内各阶层的权利和义务进行了明确界定。这套制度既有西周封建经济的影子，又能依据自身实际进行灵活调整，使得晋国从原始国家形态向行政自觉的国家形态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也算是让晋国走向强大的一个重要举措。

勿忘在莒

郭偃政治制度改革的核心任务是“公属百官，赋职任功”，而在这其中，又有一个重要原则，总结起来便是是“举善援能，官方定物，正名育类”这十二个字方针。

我们首先要从“官方定物”四字入手。按照韦昭的注解：方，常也。物，事也。所谓“官方定物”便是立其常官，以定百事。

与我们通常的理解不同，春秋以前各国都没有常设的官职，当时所谓的百官大多数还都只是临时工。关于这一点，黄海在《论中国古代专职法官在战国时期的出现》一文中曾经指出，在传世的文献记载中，古代的专职法官有三种，在虞舜时期称士，在夏朝称理，在周称司寇。这些记载与出土文物呈现出不少矛盾甚至抵牾之处，因此作者推断，专职法官在当时很可能还未成型，至少在西周时期，所谓的“司寇”应该还不是一种常设的职官。

这与当时的制度安排有很大关系。周初封建诸侯，将时人所能及的地域分割成大小不等的碎片，交由功臣贵戚进行殖民统治。天子并不需要亲自对偌大的天下进行直接管理，平日里打交道的也就是那么几百号的诸侯而已。天子之下，每个诸侯君主所统辖的范围不过百里，人口不过数万，治理起来本身就不是什么难事。封建君主再将所得领土按照“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的原则层层分配，与其有直接上下级关系的人也只有少数。

在等级森严的宗法秩序下，“君上之君，非我之君；臣之臣下，非我之臣”，每个人都只需要管理好与自己有直接隶属关系的少数人即可。一国之君既是最高行政首长、军事统领，也是最高法官、最高文化权威、最高宗教领袖，国家大小一切事务包括祭祀礼仪、宫室营建、法律事务都由其全权负责。国君忙不过来的时候，最多是委派一两名卿士帮助打理，专业化官僚队伍的作用还无法显现。

正是由于行政制度和官僚系统的不健全，社会分工的精细化程度不足，对于国君的个人素质要求甚高，在早先的商王朝才会有父死子替、兄终弟及等继承制度交替出现的现象。即便是到了周王朝草创初期，嫡长子继承制度已然确立，已经成年的周成王也不得不依赖叔父周公的辅佐才能治理天下，其原因就在于此。

但到了西周中期，随着王室统治地位的日益稳固，面临的新问题新矛盾层出不穷，在卿士的帮助下很多工作还是难以推行，于是便会在事务繁杂之时多找几个人搭把手，从而出现了职业化官僚的雏形。

王室的情形尚且如此，西周时期只有地方百里的诸侯，恐怕更是用不着设立常设的职务来管理国家了。但到春秋时期，随着各国规模的扩大，内外事务也日益繁杂，国君分身乏术，于是便有了将部分权力分配给一些亲近的人，甚至选拔专业官僚的做法，大体上是走了一遍过去王室走过的老路。比如晋国的士氏家族、里氏家族，都是典型的法官出身，但由于他们的职事具有临时性特征，对专业性也不会有太高要求。多数情况下，他们还都是全能型人物，在国君需要时可以一肩挑起司空甚至卿士的职务，距离职业化、专业化的官僚体系还有很大的差距。

晋文公的一个巨大的贡献就在于，他将过去几百年来形成的临时性社会分工进行了梳理，以国家法令的形式确立了一批专业化、规范化的常设性官僚队伍取代过去的临时机制，并对其职责分工进行明确细化，从而大大提升国家行政系统运行效率，这一创举可以说是空前的。

勿忘在莒

其次我们要谈到的是“正名育类”。所谓“正名”为正上下服位之名，“育类”则是长美好良善之德。孔夫子常言“名不正则言不顺”，无论是分封赏赐还是授予官职，都必须要有一个具有高度一致性的规则，消除人们心中的盘桓情绪，以维护分配秩序的公平正义，这是一切制度能够顺利运行的前提条件，也是后世儒家所一直倡导的根本准则。只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晋文公还很难找到绝对公平的分配原则，便只能把被尘封多年的夏政、周礼等老古董搬出来作为依据，从而创制了执秩之法。

在这其中，最紧要的便是确定亲疏远近的名分。过去一百多年间，伴随着国家规模的扩大以及公族内乱迭兴，摒弃公族、任用异姓已经成为晋国不可动摇的根本国策，但由此带来的族群冲突和文化隔阂也愈发深重。而晋文公因有多年流亡的特殊经历，有关居守贵族和随亡之臣间的利益纷争也同样不容忽视。如何以一种相对公平的规则安置各方势力，便成了晋文公归国之初的当务之急。

在处理不同族群之间冲突时，晋文公特意淡化因功受赏的色彩，实行“昭旧族、爱亲戚”“尊贵宠”“友故旧”的政策，将国内的贵族按照亲疏远近分为三个梯队：

其中的第一个梯队，让与自己有亲缘关系的姬姓公族，如胥、籍、狐、箕、栾、郤、柏、先、羊舌、董、韩十一族执掌“近官”，也就是相对重要的职务。亲戚都安排妥当之后，才轮得到外国流亡来的姬姓贵族，比如魏氏和荀氏，这些人虽不是晋国公族，但同是姬姓，相比异姓贵族血缘关系又要近些，因此便会按照功劳或者才能选拔其中的“诸姬之良”掌管“中官”。外来的姬姓贵族分配了官职，剩下的就只有苦命的异姓贵族了，比如嬴姓赵氏和祁姓士氏家族，就只能担任一些无足轻重的职务，也就是所谓的“远官。

这种利益分配的方法，将重要职位向与国君亲缘关系较近的公族倾斜，以照顾公族亲贵的愿望，可以缓解国人的不满以及与异姓贵族之间的矛盾。而在各个梯队内也不会讲什么平均主义，而是按照献公以来“明贤良”“赏功劳”新政思想来“赋职任功”，也算是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了各方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