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绣太原城 · 太原记忆——大信息量感受龙城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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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所引力证之二：“晋定公十二年（公元前500年）夏，简子将卫贡五百家置于邯郸，显系晋阳无城，没适合安置地而施的权宜之计。
　　依力证之一，剑霓先生得出：公元前497年范、中行攻赵之下宫时，董安于为晋阳宰，晋阳城是他任晋阳宰之末期建筑的。依力证之二，剑霓先生得出：公元前500年“显系晋阳还无城。”
　　仔细分析剑霓先生所引两证，其一，出自《国语·晋国九》。这里剑霓先生没有引原文，而以自译文为分析依据。为弄清理道，先录原文如下：
　　下邑之役，董安于多。赵简于赏之，辞。固赏之，对曰：“方臣少也，进秉笔，赞为名命，称于前世，立义于诸侯，而主费志。及臣壮也，耆其股肱以从司马，苛匿心不产。及臣长也，端委（韦毕）带以随宰人，民无二心。今臣一旦为狂疾，而曰‘必赏女’，与余以狂疾赏也，不如亡！趋而出，乃释之。
　　以剑霓之译文与原文对照，无关的对错尚且不论，在关键的一处剑霓先生在诠释和理解上都出了问题。原文的“端委（韦毕）带以随宰人”一句中，端：即玄端，乃一种黑红色的礼服。委：周代冠名，即委貌，是一种礼帽。（韦毕）：是皮制的蔽膝，周代朝觐或祭祀时遮在衣裳前的物饰。后引伸为朝觐服。带：大带，系在腰间。以随：追随，跟着。宰人：官名，周代冢宰的属官，后泛指官员。规范地翻译此句，似应为“身着礼服，头戴礼帽，追随宰官办事。”无论如何也不应译为“着官服为宰（晋阳宰）。”由于这里出了问题，剑霓先生文中的“董安于为晋阳宰”之说，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再者，董安于是死于公元前496年，即“赵鞅入于晋阳以叛”的第二年，于是，所谓晋阳城是董安于为晋阳宰之末期所建之说，自然不攻自破。
　　其二，剑霓先生说：“晋定公十二年（公元前500年）夏，简子将卫贡五百家置于邯郸，显系晋阳还无城。”此分析似有据有理，唯“显系晋阳还无城”此句不知所云。
　　因为，“晋阳”本是城名，乃应先有其城，后有其名，当时尚无城，何来之名？“晋阳还无城”之说，是无晋阳名？还是无城？实在令人费解。

三、晋阳古城创建的确切年代

　　考定晋阳古城创建的确切年代，对于山西省，尤其是对于太原市乃至320万太原人，应该说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特别是在国家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获得成功，纪念太原建城2500年的各项工作日隆日进之际，更显得不可或缺，时不我待。否则，别人问：“你们搞太原建城2500年纪念，那么，太原最早的晋阳古城究竟创建于哪一年？”你该怎么回答呢？
　　你总不能说：“晋阳古城创建于公元前497年以前”吧！
　　你似乎也不能说：“晋阳城创建于公元前571年至前497年，这二十年间”吧！
　　你如果说：“这是个历史的谜团，目的还无法确定”，仿佛也有所惝恍吧！
　　确实，关于晋阳古城的确切创建年代，史籍无明确记载，现存文物也没有任何揭示，要想弄清它，无疑存在很大难度。但是，在破译这个谜团，寻找和研究史料的过程中，佐证的资料还是被我们发现了。
　　其一，《春秋·定公十年》载：“晋赵鞅帅师围卫。”
　　其二，《左传·定公十年》载；“晋赵鞅围卫，报夷仪也。”
　　其三，《史记·赵世家》载：“赵（鞅）名晋卿，实专晋政，奉邑侔于诸侯。”
　　其四，《左传·定公十三年》载曰：“晋赵鞅谓邯郸午曰：‘归我卫贡五百家，吾舍诸晋阳。’午许诺。”
　　其五，《左传·定公十三年·杜注》说：“十年，赵鞅围卫，卫人惧，贡五百家，鞅置之邯郸。今欲徙晋阳。晋阳，赵鞅邑。”
　　这五段史籍所载，分开来看，与晋阳古城的创建年代毫无瓜葛，但是，联系在一起，再深入研究和分析，便可从中发现晋阳城创建年代的蛛丝马迹。
　　第一段告诉我们，春秋末季的鲁定公十年，即公元前500年，晋国卿赵鞅率军包围了卫国都城。第二段即补充说，赵鞅所以陈兵卫都，乃是为了报上年齐国替卫夺取夷仪之仇。第三段讲，赵鞅当时名为晋国之卿，实执晋国之玫，属地权力等齐于诸侯。第四段乃是说，鲁定公十三年，即公元前497年，晋卿赵鞅让邯郸大夫赵午归还暂留于邯郸的卫贡五百家人口，以充实晋阳。赵午承诺照办，但他的父兄借口推托。第五段又补充说，所谓“卫贡五百家”乃是公元前500年赵鞅围攻卫国都城时，卫侯惧怕城破国灭，遂献给赵鞅五百家人口，以乞和。赵鞅将此“卫贡五百家”先置邯郸，如今准备把他们迁徒晋阳。晋阳，是赵鞅的采邑。
　　经过上述的联系、探索与分析，便会发现：在公元前497年之前，绝无“晋阳”这个名称，更无建“晋阳城”之事。便会发现：“晋阳”之称的引出，乃是因为迁徙“卫贡五百家”的缘由所至，而卫贡五百家是公元前500年，卫国奉献给赵鞅的乞和品。那么，为什么当时赵鞅不把这五百家迁往晋阳而是暂置于邯郸？原因只有一个：当时还没有晋阳城，而邯郸原为卫国城邑，因其地距卫近，所以暂置五百家于此。为什么在三年之后的公元前497年，赵鞅又向邯郸赵午索还五百家呢？原因也只有一个：晋阳城刚刚创建，急需充实人口，向赵午索还卫贡五百家，即可解新城缺人之患。这正符合《左传·定公十三年》所载：“归我卫贡五百家，吾舍诸晋阳。”而且也与后来司马迁所著《史记·赵世家》所记：“归我卫贡五百家，吾将置之晋阳”，完全合拍。
　　至此，完全可以确定：晋阳古城的确切创建年代，就是公元前497年。如此而已，岂有它哉！屈指算来，从公元前497年到即将来临的21世纪第三个年头——2003年，恰恰是2500年整。

四、“一下子建立起来的”晋阳城

　　国际著名的地理学家陈正样教授在其名著《中国文化地理》一书的《城的发展》一文中指出：“城有慢慢发展起来的，也有因特定目的一下子造成的。在后一场合，城址的选择非常重要。周人灭殷之后，为便利统治东方，决定在洛水之阳建城”，“洛阳城便是一下子造起来的”。
　　创建晋阳城，是赵鞅深恐在众卿角逐中被消灭的忧患意识的产物；也是赵鞅图谋发展赵氏军事实力，最终战胜众卿，夺取晋国政权的进取意识的产物。他的家族曾经在晋景公初年的“下宫之役”中，满门被抄，被屠殆尽，幸有劫后余生的“赵氏孤儿”侥幸东山再起，才使赵氏再次振兴。赵鞅作为“赵氏孤儿”赵武的孙子，对家族的兴衰，诸侯的争霸，公室与大夫之间的倾轧，大夫之间的兼并，从小耳濡目染。及至长大登上晋卿之位，遂居安思危，深谋远虑，选择远离其它五卿势力交织的太原为潜滋暗长的据点，在背靠龙山。傍依晋水。滨临汾河的军事战略要地，创建了军事地理位置十分优越的晋阳城。恰如陈正祥先生所说，晋阳城是因特定的军事战略堡垒为目标创建的，所以，它的创建是属于“一下子建立起来的”。

摘自2002年12月27日《太原日报》，本文作者：王继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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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国初都晋阳城

    春秋末期，晋国封建势力迅速增长，出现了中行、范、智、魏、韩、赵“六卿专权”的局面。六卿之一的赵简子为了扩张领地，争取战略优势，派其家臣董安于在太原盆地北缘的晋水之阳建筑城堡，名曰晋阳城。初建的晋阳城，城墙由土夯成，高厚坚实，为“城高四丈，周回四里”的正方形。城内建有高大宫殿，“公宫之垣，皆以狄蒿苫楚倍之，其高自丈余”，“公宫之室，皆以铄铜为柱质”。晋阳城建成后，董安于为第一任行政长官，他用强有力的“无赦”之法治理晋阳，政绩显赫。第二任晋阳令尹铎，减轻剥削，宽恤民力，并在城周修建了军事防御工事，使晋阳成了赵氏的坚强军事堡垒，在六卿斗争中显示出了重要战略意义。

    公元前 497年，中行氏、范氏攻赵氏，赵简子“走保晋阳”，以此为据点，打败了中行氏、范氏，后来回到晋都绛，盟于公室。从此“赵名晋卿。实专晋权，奉邑侔于诸侯”。

    公元前 454年，智、魏、韩联军攻赵，赵襄子遵其父“晋国有难，而无以尹铎为少，无以晋阳为远，必以为归”的遗训，退守晋阳，以其“城郭之完，府库足用，仓廪实”以待。三方联军攻打晋阳，岁余不能拔，以至引晋水灌晋阳。联军围晋阳三年，“城不浸者三版，城中悬釜而炊，易子而食”，晋阳城仍巍然屹立，使赵终于赢得时间，争取魏、韩，“反灭智氏，共分其他”。晋阳之战，为赵、魏、韩三家分晋奠定了基础，从而拉开了战国的帷幕。

    赵国以晋阳为都，占据了晋国北部，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公元前 425年，赵献子由晋阳迁都中年（今河南鹤壁市西）。晋阳为赵国都城约70余年。赵都南迁后，直到秦统一，晋阳一直为赵国北部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重镇。

本文作者：康玉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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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晋卿赵氏大墓

　　春秋大墓位于太原市南郊区金胜村（古称金城村），距市区约15公里。金胜村一带是晋刚古城的主要墓葬区，地下墓葬密密麻麻，很难找到一块空地，有的地方甚至迭床架屋，墓上压墓，墓中套墓。
　　1987年，位于这片“风水宝地”的太原第一热电厂进行第五期扩建工程，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 考古队，于1988年3月实施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发掘清理了历代墓葬500余座，其中最大的收获是编号为251号的春秋晋卿赵氏大墓及车马坑。大墓的发掘出土，轰动了三晋大地，成为当年山西十大新闻，并被国家列为88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春秋晋卿赵氏大墓东西长11米，南北宽9．2米，深14米。墓中用方形木材建成椁室，椁室周围填充有大量的木炭和卵石块，这就是古书上记载的所谓“积石积炭”之制，意在防盗防潮。
　　墓中清理发现五具棺木及人骨架。居中者为大墓主人，三重套棺，随身莽物充满内棺，仅各种玉器就达110余件，此外还有黄金带钩，青铜兵器等数十件，其中一件戈上有“赵明之御戈”铭文，死者当为春秋晚期晋国某代赵姓正卿。经鉴定，此人为65至70岁的老年男性。考古学家们进行多方面综合研究，认为此人几乎可以肯定就是当时名声显赫的晋国执政正卿赵简子——赵鞅。他的儿子赵襄子继其位后参与“三家分晋”，建立赵国，定都晋阳，揭开了战国时代的序幕。另外四具棺木各葬一人，分布于墓主人左侧及脚下，人骨鉴定为成年男性和青年女性，依其位置及棺中随葬品分析推测，这四人应分别为被迫殉葬的贴身随从和侍妾之类人物。
　　这座大墓的随葬文物非常丰富而且精关，特别是两千余年间未经盗扰，完整无损地保存至今天，这在我国大型古墓中极为难得，因而这批文物对于研究东周时期的埋葬制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随葬器物总共有3000余件，绝大多数是青铜制品，大致以种类分片置放。青铜礼器多陈放于宅棺东侧（头部），品种有鼎、豆、壶、鬲、尊、鉴、盘、匝、灶等20余种150多件，仅铜鼎就有28件，其中一套牢鼎七件，形制相同，大小相次，是墓主人使用的葬制为仅次于周天子的诸候等级的标志，反映了当时所谓“礼崩乐坏”的局面，也表明墓主人生前显赫的权势。由编钟和编磐组成乐器置于墓室西北，两套共计19件青铜编钟，表面饰有夔龙夔凤纹和敞虺纹，大者近半米，小者约10厘米，大小相次排列，似曾悬挂在钟架上。一套石磐共13件，顺次码放。经修复测试，乐器至今仍可演奏出清脆悦耳的乐曲来。有人推测四号殉葬者为墓主生前喜欢的乐师，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主棺南侧主要是青铜兵器，生产工具和车马船只，种类繁多，数以百计。
　　近200什的人型青铜器是这座大墓文物的精华所在。这些青铜99造型优美，工艺精湛，纹饰绮丽，可谓晋国青铜制造的代表作品，其中不少堪称是中国青铜艺术宝库中的稀世之珍。
　　1号大镬鼎口径105，腹深67，通高100厘米，古朴浑厚，典雅华贵，是迄今所见春秋时期第一大鼎，引人注目。赴意大利展出时，欧洲观众赞叹不巳。
　　一件生动华丽的鸟尊，是这次出土的最精美的艺术品，其造型为一引颈挺立的鸟，中空以盛酒，背部虎形提手下有盖，与鸟身军然一体。喙部即酒尊的流注口，倾斜倒酒时上喙自动张开，复位后又自动关闭。尊身遍施各种不同的羽纹，极为华丽。为了保持盛酒后的重心平衡，鸟尾之下转一倒立的虎形支足，可谓匠心独运。与其说它是一件实用酒器，毋宁说是一件观赏价值极高的艺术珍品。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收藏一件传说出土于太原的“子作弄鸟”尊，造型手法和装饰风格，与此尊极为相似，只是赵墓鸟尊更为漂亮。有人认为二器同出一匠之手，是非常有可能的。
　　另一件酒器匏壶，壶身弯曲别致，线条优雅，子母口严丝合缝的壶盖上作立体鸟形，栩栩如生，自由开闭的鸟喙功能与前述鸟尊相同。鸟爪下抓一蛇，张口瞪目，扭曲盘绕，挣扎之状毕现。《列子·说符》曾记载有赵简子爱鸟的故事，这座墓中出土的鸟形铜器和众多鸟形纹饰，似乎说明列子的说法是有充分事实根据的。
　　两件相同的高柄小方壶，则展现了精湛熟练的装饰工艺。壶形体修长，线条极为流畅。通体剔底，形成壶身的几何网格凸纹和壶柄凤鸟凸纹，再镶嵌以绿松石，经打磨光滑，至今仍浑然一体，华美无比。

鸟尊

虎头瓢

莲盖方壶

　　兵器中有件戈，援中透镂花纹，上端立雕一猛虎，曲身卷尾，昂首长啸，爪下扼一鹰，虎鹰与戈浑然天成，是极富想象力的艺术精品。此外，还有虎形铜灶，虎头匝等，都属首次发现的青铜器珍奇之作。
　　在赵卿大墓的东北侧，还陪葬一座面积达110平方米的大型车马坑。现存15辆木质战车双列成队，前面是46匹战马一字排开，极为壮观，其中一辆精巧豪华的圆形舆车，系国内首次发现：有三辆车的轮和舆之间，殉葬着猎犬。这批古车种类齐全，结构清晰，保存完好，具有很高的学术和观赏价值。置身其间，仿佛听到隆隆车声，咴咴马嘶，仿佛看见赵简子指挥千军万马，沙场搏杀，依稀又是他率众围猎，追捕猎物……
　　作为山西考古史上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丰富的春秋晋卿赵氏大墓，受到国家文物局和地方政府的极大关注。目前，有关研究报告即将出版，专题博物涫也在建设之中。预期不久的将来，这座灿烂的艺术宝库将敞开大门，迎接国内外的观众，前来观赏。

太原金胜赵简子墓发挖现场

本文作者：渠楚，摘自《太原文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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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都晋阳六城

    古都晋阳从春秋末期始筑，至宋太平兴国四年焚毁，历经1500余年。战国赵襄子、北齐高洋、唐代李渊、五代李存勖、石敬塘、刘智远以及北汉刘崇均据晋阳，据史籍记载，古都晋阳共有六座城池。

    一、古晋阳城：又名大明城。最晚建成于春秋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 497）。是赵简子家臣董安于所筑，城周四里，高四丈。智伯决水所灌之城即此。迄北齐，后主高纬于天统三年（ 567）置大明殿，城因殿而更名。

    二、州城：亦名府城、西城。汉武帝元封五年（前 106），全国首置十三个刺史部，晋阳是并州刺史部治所，始有并州之称。西晋时，匈奴族刘渊在左国城（今离石县一带）另立汉国，矛头指向晋阳，并州刺史刘琨为御强敌，展扩晋阳城，周二十七里，称为州城，时间约是西晋永嘉元年至六年（307——312）之间。唐开元十一年（723）玄宗改并州为太原府，故也叫府城。又因州城在汾河之西，亦称西城。

    三、新城：又名宫城。东魏孝静帝时，权臣高欢在晋阳筑晋阳宫。隋开皇九年（ 590），晋王杨广在晋阳宫外筑周七里、高四丈的宫墙，先叫宫城，后隋文帝更名新城。

    四、仓城：隋开皇十六年（ 596），晋王杨广所筑，东城墙与新城西城墙相连，城周八里，高四丈。

    五、东城：北齐河清四年（ 565），改晋阳县为龙山县，移晋阳县于汾东。隋开皇十年又移晋阳县于西城，在汾东首置太原县。唐贞观十一年（ 637），并州长史英国公李绩于汾河东展筑东城，南北约八里半，东西约五至六里。

    六，中城：又名连城。唐代武则天长寿元年（ 692）委并州长史崔神庆，跨汾水联堞东、西二城。其东西长度当为260步到一里间。

    盛唐时，东、西二城并列汾河两岸，中城跨汾居中。西城囊括大明城、新城、仓城于城中。民间所谓“里三城、外三城”。西城中有并州治所及晋阳县治所，东城中有太原县治所，东、西、中三城统称北都城或都城。

唐 代 晋 阳 平 面 简 图

摘自《太原晚报》，1998，本文作者：张德一

风重北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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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本书提到过这个平晋城，是赵光义毁城后所建，80年没一个人进去居住。他在晋祠立的平晋碑也被晋人所毁。晋剧中也有很多指桑骂槐的桥段。他毁掉这座千古名城也自废了中原北方屏障，为后面金兵南下灭宋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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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晋阳城

    秦汉之际，北方匈奴族开始强盛，不时南下骚扰。两汉时期，晋阳为北边巨防重镇，是汉朝抗击匈奴的前哨阵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汉高祖六年（前 201年），刘邦为了防御匈奴南下，以太原郡21县为韩国，“徙韩王信王太原以北，备御胡，都晋阳”。第二年，韩王信在马邑（今山西朔州市）投降匈奴，引匈奴南逾勾注，攻晋阳。刘邦闻讯，亲率大军解晋阳之围。汉高祖十一年（前 196年），刘邦封其子刘恒为代王，建都晋阳。汉文帝元年（前 179年）、将代地一分为二，封二子刘武为代工，都中都（今山西平遥西南）；刘参为太原王，仍都晋阳。第二年，太原、代合二为一，仍称代，都晋阳。汉武帝元鼎元年（前 114年），徙代王刘义       于清河，复太原郡。晋阳城为其治所。西汉时晋阳城为诸侯王都城近90年。

    东汉初年，军阀卢芳在西羌、匈奴支持下，割据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五郡，“与胡通兵，侵苦北边。”东汉政府以晋阳城为前哨实行反击。建武七年（31年），光武帝刘秀命大将军杜茂“引兵北屯田晋阳、广武，以备胡寇。”建武十一年（35年）、东汉任命郭汲为并州牧，驻守晋阳。郭汲以晋阳为依托积极争取团结少数民族。击败了卢芳，收复统—了北方五郡。此后代理大将军马成驻守晋阳”在以晋阳为中心的北部边防线上，“缮治障塞，自西河至滑桥，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陉，中山至邺，皆筑保壁，起烽燧，十里一侯”，有效地防止了匈奴的南下。两汉时以晋阳城为中心的并州战略地位重要，在当时被称之为“东带名关，北逼强胡，年谷独孰，人庶多资，斯四战之地，攻守之场。”

本文来源：太原晚报；本文作者：康玉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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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晋阳城


    五代十国时期，群雄并起，社会动荡，政权更迭，此时期的晋阳城是各方势力角逐的中心。

    唐末，沙陀族酋长李克用占据晋阳，唐王朝封其为晋王。李克用南取昭义（今山西长治），北取云州（今山西大同），割据河东，与独据中原实力强大的朱全忠对峙。天复二年（公元 902年），朱全忠围晋阳。李克用凭险固守晋阳，击退了朱全忠的进攻。后梁龙德三年（公元 923年），李克用子李存勖又以晋阳为依托，在魏州（今河北大名）称帝，建立后唐，灭后梁，都洛阳，以晋阳为西京，不久复为北京。后唐清泰三年（ 936年），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占据晋阳，听取部将刘知远“今据形胜之地，士马精强，若称兵传檄，帝业可成”的劝告，起兵称帝，南下河洛，灭后唐，建后晋。此后，刘知远任后晋河东节度使北京留守，势力日益强大，遂于晋阳称帝，并于天福十二年（公元 947年）南下中原，建立后汉。当是时，刘知远弟刘崇在晋阳任后汉河东节度使、北京留守，形成割据之势。后汉乾佑三年（公元 950年），郭威灭后汉建后周。同时，刘崇在晋阳称帝，建北汉政权，割据河东十州之地与后周对峙。

    北宋建国，宋太祖赵匡胤在统一南方后，于开宝二年（ 969年）亲率大军征讨北汉，遏汾、晋两水围灌晋阳。晋阳城坚垒固，久攻不克。宋军瘟疫流行，不得已退兵而去。太平兴国四年（ 979年），宋太宗赵光义亲率五路大军围攻晋阳，在石岭关大破契丹援兵。北汉主刘继元粮尽援绝，守城无望，率百官出降。宋太宗平北汉后，害怕有人利用晋阳再度割据，危及北宋统治，遂将这座千载名城付之一炬，又决汾、晋两水荡平废墟。晋阳从此毁灭。

本文作者：康玉庆

夏风

汾水，晋水，晋水现在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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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胡轮流据晋阳


　　“十六国”混乱时期，晋阳是少数民族觊觎中原所争夺的重镇。史载，西晋并州刺史刘琨死后至北魏统一中国北方的八十余年（ 316至 396），晋阳先后被称为“五胡”（少数民族）的后赵、前燕、前秦、西燕、后燕等小政权国家轮流占据，深受战乱之苦。

    公元 316年，西晋并州刺史刘琨在匈奴刘汉政权和羯族石勒夹攻中身亡，晋阳被石勒占领。公元 319年11月，石勒自称赵王，建都襄国（今河北邢台），改并州为太原国，治地晋阳，下辖阳曲、榆次等13县。后赵据晋阳共是42年。

　　公元 358年，鲜卑族慕容氏所建前燕攻晋阳，后赵太原国守将张平弃城南逃平阳（今山西临汾）。前燕在晋阳设置并州，下辖太原国、上党郡、雁门郡等7个郡国。前燕据晋阳共12年。

　　公元 370年，氏族符氏所建前秦谴大将杨安攻晋阳，后又调王猛自壶关引兵助战，王猛在晋阳城外暗挖地道，让虎牙将军张蚝率领数百名壮士潜入晋阳城中，里应外合俘虏前燕并州刺史东海王慕容庄。前秦皇帝符坚将并州治所从蒲坂（今山西永济）徙迁晋阳城，辖地除前燕7郡国外，又添辖五原郡（今山西忻州）。前秦据晋阳16年。

　　公元 385年，符坚被部属羌族姚苌缢死，坚子符丕于晋阳继皇位，改元太安，继续维持前秦帝系。次年，符丕从晋阳出兵准备去平阳讨伐叛臣姚苌，不料被另一支鲜卑族慕容永乘虚而入，占据了晋阳。慕容永于同年在长子（今山西长子）称帝（史称西燕）。西燕据晋阳8年。

　　公元 394年，建都于中山（今河北定县）的后燕国又攻占了晋阳，但仅仅时隔二年，晋阳就被北魏拓拔（王圭）夺走了。北魏逐渐统一中国北方，战乱局面开始缓和，人民生活趋向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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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魏晋时期的太原经济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前221年至公元580年）的八百年，太原地区的经济由于政权更迭频繁，战乱四起，加之匈奴南侵，天灾不断，土地荒芜，人口锐减，社会经济经历了战乱衰退——恢复发展——重遭破坏——再度兴起的多次往复。

　　农牧业的恢复与变革

　　中华民族是“以农立国”的民族，农牧业生产是古代太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

　　一、农业的衰退与变革

　　战国末年到秦汉之交，社会经济在争战灾祸的涤荡之下，严重凋敝。秦王朝建立后，虽然国家统一，战争平息，但秦始皇大兴土木、徭役、赋税苛繁，生产力遭受严重摧残。到西汉初年，面对国家元气丧失的状况，臣民极力主张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实行无为之治。人民开荒生产的积极性高涨，农业生产恢复迅速。当时的西汉王朝认为，河东、太原、上党郡若能供应关中粮食，则可避免漕运之繁费和砥柱之险，所以三郡农业深受西汉政府重视。

　　西汉于文帝时始行屯田制度。因太原以北为汉政府抵御外族入侵的军事要地，军屯制度首在太原以北施行。这一带的土地迅速开发，出现了大片农田。由于移民屯垦和推行军屯，改进革新农具，推行旱作技术，农作物产量比三晋时期有了较大提高，河东、太原、上党的粮食均可供给京师，说明当时太原农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然而，由于汉政府日趋腐败，土地兼并激烈，农民在兼并中流离失所，加之匈奴连年南下掳掠，以至东汉中期以后，屯垦停止，边境空虚。接着东汉政府分裂，战乱四起，汾水下游土地荒芜，无人农耕。从人口变化情况看，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太原郡所辖21个县，土地面积51750平方公里，住户169863家，人口680488人，每县平均居住8089户，人口密度13.1人/平方公里；到东汉元和五年（公元140年）出现人口锐减的现象，太原郡当时所辖16县，土地面积45360平方公里，住户30902户，人口200124人，每县平均仅居住1931户，人口密度4.4人/平方公里，县均住户和人口密度分别比西汉初期锐减76.1％和66.6％。直到曹魏时期，为筹集军粮，复在河东、并州等地设立屯田管理机构，农业有了恢复。

　　综观秦汉以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社会动荡的混乱时期，农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正如曹操诗《蒿里行》所写：“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无一，念之断人肠。”建安十一年（206年），曹操亲率大军击败袁绍所辖并州刺史高干，任命梁习为并州刺史。梁习治理并州，致力于农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使山西境内“边境肃清，百姓布野，勤劝农桑，令行禁止。贡达名士，咸显于世”。

　　魏灭晋兴，司马腾任并州刺史。公元306年，并州遭遇大饥荒，又被刘渊部攻掠，并州人口只剩下不满2万户，农业经济再次受到严重破坏。

　　北魏初年，豪强地主势力强大，“并州王氏……一宗近将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百室合户，千丁共籍”。荫户完全隶属于豪强宗族的庄园经济，不向国家承担赋税义务，严重影响了国家按户征收赋役制度的执行。北魏孝文帝为了与豪强地主庄园争夺人口与劳动力，缓和农民的反抗，巩固封建统治，便在公元485年于平城发布均田令。主要内容是按农民人数与官吏等级分配无主荒地。

　　由于均田制把游离的劳动人口重新与土地结合起来，奖励农民从狭乡迁居宽乡，朝廷编户齐民数字增加。东魏孝静帝武定年间（543～549年），太原郡辖10县，共有住户4.5万户，人口20.8万人，户均人口4.6人，比西汉元始二年太原郡户均4人有所增加。

　　秦汉时期，官民兴办农田水利的积极性较高。西汉武帝以后至东汉末年，太原境内的水利工程逐渐修复。史载：元初二年三月，安帝诏令在最富裕的地区太原修理旧渠，通利水道，以灌公私田畴。

　　曹魏时期，官府以屯田制为手段筹措军粮，在实行屯田的地方，极力开发农田水利。如在河东、太原，就曾利用当地的水利条件，灌溉农田，提高农作物产量。

　　二、农作物品种增加，产量提高

　　太原农业在西汉时期有较大发展，从作物种类、品种的增加和园圃经济的发展等方面，反映出它前进的步伐。

　　《晋乘搜略》载：武帝“思富养民，教民为代田，劝种宿麦，利民食也。并北地寒，故不能种宿麦，……又麦之别种曰燕麦，俗称莜麦，夏秋种，胜寒，宜边地。太原……近山诸属胥有之曰荞麦，秋种，有红黑斑三种。谚曰：中秋有月，荞麦多实。”“禾稻之美甲于通省”。这段史料说明，当时太原地区已种植了冬小麦、莜麦、荞麦和黍，还有了水稻。

　　园圃经济始于汉。武帝时张骞开辟了通往西域的道路，从此不断从西域引入园艺作物。

　　汉代太原增加了种植葡萄，并能酿制成葡萄美酒，被视为佳品。

　　三、畜牧业兴盛繁荣

　　秦汉时期，因战争需要，马、牛类的大牲畜急剧增加。《后汉书.马援传》载：“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秦末汉初社会动乱，边境不稳定，社会经济凋敝，军马严重缺乏，甚至出现了“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状况。为此，西汉朝廷在边郡大力发展官营牧场，同时也在内地广建官马厩，并且采取鼓励民间养马的措施。当时并州太原就置有“家马官”一职。

　　北魏在兼并北方其他游牧民族的战争中，将数以千万计的马、牛、羊掠至平城地区，平城地区成为北魏王朝最大的牧场。北魏迁都洛阳时，在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西）重置牧场。为了使牲畜适应南部炎热的气候，每年自河西牧场徙牲畜于并州，再由并州渐次南徙，使其适应水土，最终聚于河阳牧场。

　　据《北齐书.斛律金传》载，北齐于晋阳“饲马数千匹”。可知当时太原乃至山西是国家畜牧业基地所在。

　　工矿业的开发与提高

　　一、矿物的开发

　　秦汉之际，太原工矿业同农业一样，经受了战争的浩劫。到西汉初年，才渐渐恢复生机“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据古籍记载，秦汉时，太原郡有铁；“悬瓮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铜；安邑、晋阳、娄烦有盐。”

　　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4年），对盐、铁产销实行官营。当时全国设置铁官49处，山西4处，其中有太原郡的大陵（今文水县内）；设盐官36处，山西5处，其中有太原郡的晋阳。宫营盐铁业从采矿到产品运销都由官府经营管理。

　　汉代山西还有采金者。太原东太堡出土的汉代文物中，有马蹄金五件，共重1205克。《汉书·武帝纪》载：“联礼首山，昆田出珍物，化或为黄金。”（首山在永济市南。）

　　炼铁要用石灰石作熔剂。石灰石和硫磺的开采，还有白矾，也当是汉代山西开发的矿种。

　　二、手工业的普及提高

　　秦汉时期，手工业发展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生产规模和生产技术有较大提高。魏晋南北朝时期，手工业仍在缓慢发展。

　　太原青铜手工业历史悠久。秦汉时期，青铜业并未因制铁工业的发达而衰退。1961年，在太原东太堡发现了铜鼎、铜镜及玉璧等文物。同年8月，又发现了铜钟、鼎、鉴、盆、剑、博山炉和大量的半两钱等文物，还有铜钫1件，上刻铭文为″晋阳容六斗五升重二十斤九两″。说明其规模、工艺和经营比较宏大、完整，可见晋阳是汉代铜业发达的地区。

　　北齐时，晋阳冶、原仇冶（位于今盂县）见于史书记载。特别是北齐綦母怀文把生铁熔液灌注到柔铁（即熟铁）中的炼钢法，说明铁的冶练技术又有新的进步。

　　晋阳城酿酒业发达，出现了汾清等名酒，远销到邺都。武成帝在晋阳曾经敕河南康舒王高孝瑜：“吾饮汾清二杯，劝汝于邺酌两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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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繁华与遭受冲击

　　秦汉时期，商业贸易受到国家和人民的重视。司马迁说：“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依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汉初，政府实行“与民无禁”的政策，进一步带动了商业的繁荣。当时的太原为交通要冲，四方商货集散，流通贸易繁荣。

　　自“白登之围”后，汉与匈奴建立了“和亲”关系。山西商人经常用丝织品、酒和其他手工业品与匈奴人交换牲畜与毛皮制品。由于双方贸易是互利的，都能得到自己所希望的东西，所以边贸长盛不衰。

　　晋阳是各地物资集散之地。晋阳地区贸易主要是以马匹为主的畜产品及金银珠宝等物。

　　晋阳地处交通要冲，是北方马匹输入中原的必经之地，也是河西马匹进入中原的中转站。河西马匹进入中原以前，必需在晋阳一带驯养，以适应中原的气候环境。

　　北齐晋阳城商业繁荣，商贾云集，且有外国商人出现。太原南郊的北齐娄睿墓壁画中的载物驼队画，为首一人头顶光秃，前额与脑后、鬓间仍乌发如墨，鼻子肥硕高耸，浓眉环眼，好似大食人形象。右后一驼上驮个大软包，两驼间的一人高大修长，高鼻短胡，浓眉深目，似为波斯人。后一驼驮大软包、虎皮垂囊与丝绸等物。这些画面反映了当时晋阳与境外商人的贸易情况。

　　西晋至北魏统一北方前，战乱频繁，游牧民族相继入侵。他们肆意抢掠，冲击农耕，使工业凋敝，商业停滞，社会经济衰落。北魏统一北方后，直到太和初年，仍然“钱货无所周流”。

　　城市建设与繁荣盛况

　　城市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发展，而商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城市繁荣。纵观这八百年间的太原城，规模扩大，建筑增多，人口增加，消费上升，佛教迅速传入，并很快进入社会生活各个层面。

　　公元前248年，秦将蒙骜攻占晋阳城设太原郡。汉初，刘邦为防御匈奴南侵，派韩王信镇守晋阳，改太原郡为韩国，以晋阳为国都。公元前196年，西汉为巩固边防，并雁门、太原郡为代国，封其子刘恒为代王，都晋阳城。从此，晋阳城一直作为山西中部政治、经济、军事中心，也是汉族与北方各少数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西晋末，经过“八王之乱”，晋阳城遭到严重破坏。公元307年，刘琨任并州刺史，大力招纳流民，“翦除荆棘，收葬枯骸，造府朝，建市狱”，发展生产，晋阳城再度重建。

　　十六国时期，战乱频繁，晋阳城以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与坚固的城池，成为群雄逐鹿交替控制的地方。在以后的70余年间，晋阳先后为前赵、后赵、前秦、西燕后燕占据。其中，公元385年，前秦苻坚子苻丕曾在晋阳称帝，改年号“太安”。

　　北魏皇始元年（396年），拓跋圭发兵40万从平城攻入晋阳，晋阳成为北魏南下中原、东出河北的交通枢纽与军事基地。北魏皇帝拓跋圭、拓跋嗣与拓跋宏都曾亲临晋阳巡视，其后百年，晋阳局势相对稳定，城市得到恢复发展。

　　公元500年，秀容部酋长尔朱荣盘踞晋阳，以太原王的身份操纵北魏政权。公元532年，尔朱荣部将高欢进据晋阳。高欢深知晋阳的地理形势与军事地位之重要，在晋阳建起“大丞相府”。后北魏分裂为东、西魏，高欢以大丞相身份独揽东魏大权，常年坐镇晋阳，公元550年高欢子高洋夺东魏政权而立北齐。东魏、北齐两朝，晋阳虽为别都，但其政治、军事地位实比都城邺城（今河南安阳北）更重要。

　　高欢不仅于晋阳建立了大丞相府，而且创建了周长27里的“晋阳宫城”。后来，北齐武成帝又在晋阳修筑了周长4里的“大明宫城”，超过了北齐都城邺城的宫殿。同时，还于当时的汾河东建立了晋阳东城。

　　高欢还将晋阳郊区的唐叔虞祠修葺一新，由当时著名的文学家祖鸿勋作《晋祠记》，“晋祠”之名从此著称于世，被郦道元称为“晋川之中最为胜处”。天保（550～559年）年间，高洋在晋祠大起楼观，穿凿池塘，飞桥架水，兴建凉亭水榭，命名“难老”、“善利”二泉，建“望川亭”于悬瓮山，颇具“别都之胜”。齐后主高纬在晋阳西山广建佛寺，著名的有童子寺、定国寺、开化寺、圣寿寺、法华寺、天龙寺等。这些佛寺僧尼众多，一夜燃油万盆，光照晋阳宫内。又开凿石窟，镌刻佛像，这就是今天的天龙山石窟。

　　东魏、北齐时，商贾聚集晋阳，他们除进行商品贸易之外，与权要人士的交往也非常密切。商人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渗透政治领域。“富商大贾朝夕填门”（《北齐书》卷50《和士开》载）。当时晋阳城内显官贵妇聚居，外国使节和商人往来不断，各方珍奇异宝荟萃于此。高欢依附尔朱荣时，“因刘贵货荣下要人，尽得其意”，被任命为晋州刺史。因此，晋州等地的金银珠宝涌入晋阳城，再通过这些“要人”及其命妇，流到市场。

　　当时晋阳城内还集中了大量其他财物。后主在“晋阳起十二院，壮丽逾于邺下”，宫女“一裙直万匹，镜台直千金”。

　　总之，秦汉魏晋时期，晋阳一直以区域政治、军事、经济中心的地位，成为群雄竞相争夺的地方。到了东魏北齐时，晋阳则是实际上的都城，城市建设、商业、手工业空前发展，是这个时期山西城市发展的典型。

　　道路修建与交通运输

　　太原主要交通大道形成较早，这是太原在古代中国北方所处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地位所决定的。

　　一、陆路

　　秦统一中国后，“坠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消除了战国时期区域间的交通阻隔。公元前220年，秦治驰道，“高出地面，用铁椎筑土”，道茬坚实。道宽50步，每隔3丈树青松为志，宽阔平坦，森严蔚然。秦代驰道贯通全国，纵横辐射。其中一条为河东干线，由陕西咸阳东北起，越河过蒲津桥，经平阳、晋阳，堑山湮谷出长城直通云中。此外，由太原至石家庄市东有一条大道与河北驰道连接。公元前228年，秦始皇由邯郸至太原，由太原西至上郡（今陕西省榆林市南）巡游，说明邯郸至太原、太原至上郡也有大道。秦始皇于公元前210年出游途中病死沙丘（今河北省平乡县东北）。当时秘不发丧，大车队继续由井径口（今平定旧关）入晋，由太原而北出雁门（今右玉县境）至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再由直道至咸阳。说明太原至雁门有大道。

　　汉代恪守秦制。凡驰道通过的县，一律令其随时修缮保养。东汉以后，随着驿站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汾河谷地交通要道上的驿亭分布日广。

　　东魏时，平阳太守封子会曾修筑了从平阳北出汾州达太原的大道，取名千里径。

　　秦汉时期继续开发太原通往晋东南的大道。由晋阳至祁县东观，顺胡甲水（今子洪水）过屯留、长治、高平到晋城。又一路由太原至榆次、榆社、左权，出黄泽关（今左权县东南界），达邺（今河北省磁县南）。

　　太原以北道路主要修建于秦汉时期，郡治与郡治之间有车马大道相联。此路由太原、广武（今代县）直至平城（今大同市）。

　　北魏统一北方，由平城迁都洛阳。高欢自立为北魏大丞相，仍居晋阳遥控洛阳，政事往来以晋阳为中心。东魏、北齐时期，霸府晋阳与都城和其他主要城市的交通甚为便利。主要大道路有：晋阳至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村）、晋阳至洛阳、晋阳至长安、晋阳至平城（今大同市）等。

　　二、水路

　　西汉时期，大力发展水路交通，解决漕运砥柱之险，进一步勾通了山西与陕西关中水上交通。汉武帝时，国力强盛，武帝曾乘楼船从长安出发，沿渭河入黄河北上，到万荣庙前村入汾河，留下著名的《秋风辞》：“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汉宣帝五风四年（前54年），河东、太原、上党地区“岁数丰穰，谷贱伤农，石谷五钱”。于是漕运这些地区的粮食供应京师长安。当时汾河漕运能上溯到太原盆地。（《资治通鉴》卷27《汉纪十九》）。

　　魏晋时期，战乱不断，汾河漕运受到影响。北魏后，东魏政权占据了山西地区，兴和二年（541年），高欢令各州于滨河地方和津梁所在地建仓廪，积储粮食，以备转漕运供应军需、赈济灾荒。在并州，他继续利用并发展了太原与羊肠坂之间的漕运。因为并州为东魏北齐立国之根本，“转漕太原，以供军需，以固根本”，是十分必要的。

本文作者：许一友、温国强、宋文庆，摘自《太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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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桑阅尽话太原》 张珉编著 沧桑阅尽话太原 序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欣喜之余，也考虑给朋友安排些观光活动。 　　谁都知道，太原最值得去的地方就是晋祠。 　　汽车奔驰在晋祠公路上，朋友突然问道：“古人交通不方便，为什么把晋祠建在离市区二十多公里的地方？” 　　这也曾是我刚到太原时思考过的问题，在追寻答案的过程中，我了解了太原悠久而辉煌，沧桑而苦难的历史。 　　从此，我深深爱上了这个第二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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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桑阅尽话太原第一章　晋祠

　　一八九八年，也就是戊戌变法的那一年，时年四十二岁的光绪甲午举人刘大鹏落第归家。

　　刘大鹏同许许多多传统的儒生一样，人格中充满了“济世”与“出世”的矛盾，一方面，儒家的传统教育使他立志走入仕途报效朝廷，另一方面，科声落第和清王朝的腐朽没落又无情地击碎了他的梦想。

　　隐居于晋祠堡外赤桥村的刘大鹏最终从怀才不遇的满腹块垒之中解脱出来，以宁静淡泊的心态独善其身，去追求精神世界的平衡与超脱。

　　他将目光投向了近在咫尺的晋祠。

　　几乎所有介绍晋祠的书中，都不约而同地引用了北魏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昔智伯遏晋水灌晋阳，其川上朔，后人蓄以为沼。沼西枕山际水，有唐叔虞祠。”

　　这是有关晋祠的最早记载。也就是说，晋祠至少也有一千五百年的历史了。

　　唐叔虞祠现在位于晋祠的北侧，当年周成王剪桐封弟，将年少的叔虞分封到了唐地，后来，叔虞的儿子燮父见到晋水日夜奔流，于是改国号为晋。

　　后人为了纪念第一代晋君叔虞，就在晋水源头修建了叔虞祠，也就是日后的晋祠。

　　那么，当年的桐封之地究竟在何处呢，史家历来争论不休，主要有太原说和翼城说。古人多赞同太原说，近年来人们大多倾向于翼城说，当然，这并不妨碍晋祠的地位。

　　就在郦道元去世五年之后，公元 532年，北魏权臣高欢在晋阳建立大丞相府。尽管天龙山上建有他的避暑行宫，但高欢在闲暇之时光顾最多的，却是晋祠。高欢之子高洋建立北齐后，将晋阳定为别都，在扩建晋阳城的同时，也在晋祠“大起楼观，穿凿池塘”。此时，晋祠已成为一个融水光山色和人文古迹于一体的皇家园林。曾在玉壁城指挥三军齐唱《敕勒歌》以激励士气、安定军心的大将斛律金经常陪同高洋畅游晋祠。

　　在晋祠南五里有晋王岭，得名于这儿的三座王墓，传说唐叔虞和燮父葬于此地。但是，根据唐城翼城说，叔虞父子不可能葬于太原。也有人说是唐末枭雄晋王李克用之墓，但史籍记载，李克用葬于雁门关内的代县柏林寺。1951年，一座王墓被打开，它主人是斛律金。这位南征北战猛将最后长眠在了晋祠之侧。

　　在《晋祠志》中，《流寓》一章中，第一位介绍的就是斛律金，遗憾的是，他在后代儒生的眼中只是一员战将，晋祠七贤祠里没有他的位置。

　　七贤祠位于晋祠文昌宫内，供奉着晋祠乡绅学子崇拜的七位历史人物。雍正进士，曾为官台湾的晋祠人杨二酉在晋水七贤祠碑记中说，“七贤者，虽生不同时，居不同地，而大节鸿文，丰功伟烈，赫然在耳目之前，足为晋水光也。”

　　这七个与晋祠结缘，让晋祠人引以为荣的的贤士分别是豫让、李白、白居易、范仲淹、欧阳修、于谦和王琼。

　　文昌宫前，便是智伯渠，春秋末年，智伯讨伐赵襄子，修渠引晋水以灌晋阳。晋伯被赵、魏、韩三家消灭在晋阳城下之后，他的家臣豫让在晋祠以北一里的赤桥下谋刺赵襄子，留下千古侠名。

　　另外六贤之中，只有白居易没有来过晋祠，但白居易祖籍太原，他自己一直自认为太原人，李商隐为他作墓志铭时也称他为太原白公，更重要的是，他为晋祠留下了一首至今仍在传诵的诗作。

　　领导了明代北京保卫战的忠肃公于谦是永乐进士，33岁便巡抚河南山西，在他“手帕蘑姑与线香，清风两袖朝天去”进京任兵部尚书之前做了这两个省十九年的父母官。于谦和晋祠和山西渊缘极深，山西产煤，而他最有名的一首诗就是《咏煤碳》，借前代文人从未提及过的煤碳来表达自己为国为民利及苍生的弘誓大愿和开阔胸襟。清廉刚直的于谦曾得罪权贵，被诬下狱，山西河南吏民伏阙上书，为他鸣冤。于谦不仅赢得了两省民众的崇敬，而且也感动着上天，曾经遇旱亲自前往晋祠祈雨，并作诗以记之，竟然甘霖普降。

　　其实，对晋祠影响最大的却是七贤之外的另外两个人，他们就是李渊、李世民父子。

　　公元617年夏天，在隋朝江山的风雨飘摇之中，太原留守李渊正在加紧起兵的最后准备。与此同时，隋炀帝安插在太原的两个亲信，李渊的副手王威和高君雅也做出了李渊将反的判断，设计以太原天旱，需到晋祠祈雨为名，准备借机诱捕李渊。但他们的计划被李渊心腹，晋阳乡长刘世龙察觉，于是，李渊擒杀二人于晋阳宫。

　　李渊最终还是来到了晋祠，但他不是来求雨的，而是为起兵祈祷。在他看来，自己起兵无异于当年武王伐纣，而唐叔虞正是武王之子，求他来保佑自然是寓义深刻。

　　617年7月，李渊在晋阳誓师起兵，仅仅126天之后便攻占了长安。第二年年五月，李渊在长安称帝，开创了大唐帝国三百年的基业。

　　李世民跟随父亲在晋阳居住多年，时人称之为太原公子，他也一直把太原当做自己的第二故乡，是“王业所基，国之根本。”

　　贞观十九年十二月，唐太宗在东征高丽的归途中来到了太原。第二年正月二十六，唐太宗驾幸晋祠，留下了晋祠最为珍贵的文物，树立于贞观宝翰亭内的现存最早的一块行书碑——《晋祠之铭并序》。

　　早在四年前，唐太宗就曾计划效仿秦皇汉武通过“封禅大典”来标榜自己“受命于天，功德卓著”，但遭到魏征等人的反对而作罢。这一次，他要借发迹故地的山水神灵一吐心中的块垒。

　　《晋祠之铭并序》一方面通过歌颂宗周政治和唐叔虞的建国史迹以达到宣扬李唐王朝文治武功、巩固政权的目的，另一方面，也答谢了叔虞神灵保佑李氏王朝“龙兴太原，实祷祠下，以一戎衣成帝业”的冥冥之功。它既是一篇代封禅之作，又是一篇对当年李渊祷于祠下的还愿之作。

　　唐太宗一生雅好翰墨，尤其酷爱王羲之的书法，以至于很多人猜测《兰亭序》被他带入了昭陵。《晋祠之铭并序》的书法颇具王体特色，全篇四十个“之”字无一雷同，是唐太宗书法艺术的代表作品，也是一篇融其政治思想、文学书法艺术于一体的旷世之作。《晋祠之铭并序》从碑成之日起人们就争相拓摹，被誉为仅次于《兰亭序》的艺术瑰宝。唐太宗曾将其拓片作为礼物赠给外国使节。

　　唐碑历经千年风雨，表面损坏漫漶，乾隆三十五年，杨二酉从民间找到原碑拓片，请族孙、书法家杨育摹钩一通新碑立于唐碑之侧。现在，为了保护文物，新旧两碑均禁止拓印，祠内仅有一小店还保存着一张原唐碑的拓片。

　　唐碑使晋祠名噪一时，唐代许多文人显贵都慕名而来。

　　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喜好仗剑远游的李白与好友元参军来到了太原。在这里，他为了一名刚刚结识的士卒向元参军的父亲求情，赦免了他的过失。这名士卒就是后来对唐王朝有再造之功的郭子仪。二十年后，李白因跟从永王获罪，正是郭子仪仗义解救了他。

　　在太原的半年多里，李白和元参军常到晋祠游览，眼前是良辰美景，身边有佳人作伴，一生浪漫的李太白或许是历来游览晋祠的文人墨客中最为惬意的一个。十几年后，这一切依然历历在目，倒映着美人倩影的碧玉般的晋祠流水还在眼前荡漾，更唱起舞的罗衣仍旧随风飘动，暮年凄凉的李白感叹着“此时行乐难再遇”，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吟咏晋祠的佳句。曾看过一本小说，作者为李白杜撰了一段在太原的浪漫情缘，这位红颜知已的名字就是诗中的“翠娥”。唯一遗憾的是，李白在北岳恒山曾醉笔写下了“壮观”二字，却没有为晋祠留下墨迹。

　　三百年后，七贤祠内曾被并指为“朋党”的二位宋代文豪先后在庆历三年和庆历四年来到晋祠，他们是奉使河东的欧阳修和陕西四路宣抚使范仲淹。两人分别留下了一首诗，尤其令人称道的是文正公的那首《咏晋祠水》，作者开篇先描绘了晋水源头的秀丽景致，然后笔锋一转，一句“我来动所思，致主愧前贤”抒发了经过前一年“庆历新政”失败打击后，作者治国之策难酬的忧愤，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皆如晋祠下，生民无旱年”良好祝愿，表现了作者“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济世忧民的高尚情操和宽阔胸怀。

　　诗中的嘉泉就是晋水之源，它由难老泉、善利泉和鱼沼组成，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人咏颂过晋水。尽管它也曾三次被利用来水灌晋阳，但正因为有了它，才有了晋祠内外的满目水乡田，才有了晋祠的钟灵毓秀，晋祠也才有了灵性。当年李白曾坐船畅游晋祠，直到明代，晋水仍能行舟，可见当时水量之大。曾经以为哺育三晋的晋祠水如同历史长河一样无穷无尽，但“永赐难老”的晋水终于流到了它的尽头，无可奈何地在1994年断流。看着难老泉下艰难地从龙嘴中滴下的水珠，此时晋水更象是迟暮的美人流尽了最后一颗相思泪。有人以有兴就有衰来对晋水的断流自我安慰，但是，仅靠循环水系统来维持景观的晋水什么时候才能迎来它再次兴盛的一天呢。

　　难老泉亭的北侧，就是北魏便有记载的鱼沼飞梁，这是一座造形奇特的十字形桥梁，有人甚至认为它是最早的立交桥。

　　常听北京人叹息，悔不听梁思成之言，拆了北京旧城墙，1936年，梁启超之子梁思成与他的夫人林徽因来到了晋祠。这位著名的建筑史学家看到鱼沼飞梁之后不由得发出惊叹，他说，这种桥梁在古籍中有过记载，在古画中也偶有所见，但现存的实物，仅此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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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梁之后，便是今天晋祠的主建筑——圣母殿。圣母殿里祭祀的谁呢，清代曾因指证《古文尚书》为伪作而扬名的学者阎若璩经过考证，认为圣母是唐叔虞的母亲、周武王的妻子、姜子牙女儿邑姜。对此，不仅阎先生本人“狂喜欲绝”，长期以来，对唐叔虞失去晋祠主祭神地位而耿耿于怀的学子儒生们也都不禁欣欣然。

　　过去，人们普遍认为圣母殿创建于宋代天圣年间，也就是公元1023年之后，但近年来很多学者得出结论，圣母殿的修建时间应当在宋太平兴国四年到九年，也就是公元979年至983年。

　　在晋祠专著《文化的烙印》中，作者彭海根据细致考证和史籍记载，以及1994年圣母殿落架大修时发现的一些证据，进一步作出了圣母殿祭祀的并非邑姜的结论。

　　那么，如果不是邑姜又是谁呢？彭海认为，只是一个地域性的民间俗神，只因为宋朝统治者的倡导和祈雨屡验、庇护一方的灵性，才逐渐香火鼎盛。其实，圣母殿在山西其它地方也有，例如，原平五峰山寿宁寺就有圣母殿，传说是由民间的线姑娘坐化，主管风调雨顺，殿中同时供奉着龙王像，原平每遇大旱，乡民多来此祈雨。

　　那么，一个用来祈雨求子的民间俗神又是如何取代唐叔虞占据晋祠主祭神的地位的呢？这先得从叔虞祠的地理位置说起。历史典籍中多次指出，叔虞祠“枕山际水”，“前临曲沼，后拥危峰，”而且还提到了祠前有周柏，再加上其它一些证据和推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过去的叔虞祠就在今天的圣母殿这个位置。

　　极具传奇神秘色彩的明代嘉靖八年状元罗洪先曾为晋祠留下一首极为隐晦的诗：“悬瓮山中一派清，龙蟠虎伏隐真明，水飘火劫山移步，五十年来帝母临。”诗的后两名句或许对我们有所帮助。

　　太平兴国四年，宋太宗攻灭北汉之后，火烧被称之为“龙城”的晋阳，拔龙角，钉龙脉，次年又引汾、晋之水冲灌晋阳废墟。

　　宋景德年间，太原地震，据说悬瓮山移步半里。移步，用今天的说法，应当就是山体滑坡。悬瓮山之名缘于山腹有一巨石，形如瓮形，可惜巨石毁于宋仁宗年间的一次地震。

　　天圣初年，赵宋王朝在翼城县故城村叔虞真正的始封地重修唐叔虞祠。天圣六年，又在翼城县剪桐坊新建唐叔虞祠。与此同时，唐叔虞祠改祭民间俗神，也就是后来的圣母，取代了叔虞主祭神的位置。而天圣年间距“水飘火劫”的太平兴国四年恰好是五十年。

　　对民间祭祀宗教的禁绝和引导，始终是历代专制政权维护安定的重要问题。赵宋王朝的用心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或模糊晋祠山水人格化的表征——唐叔虞神灵，改变和铲除晋祠祭祀的主题思想，从而消除太原危及其统治“盛则后服，乱则先叛”的心理基础。你能想像当年李渊去跪倒在一个民间女神的脚下祈祷兴国安邦、平定天下吗。

　　当年宋太宗平定晋阳之后，也曾仿效唐太宗立碑晋祠的做法，由赵昌言撰文，张仁在书丹，刻了一通《新修晋祠碑铭并序》立于唐碑之东，这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太平兴国碑》。民间传说，当地人民痛恨宋太宗焚毁晋阳，暗中破坏，以至《太平兴国碑》几乎成了一块无字碑，并最终在清代失去踪迹。

　　圣母殿南方百余米，有王琼祠，祠前有两株古银杏树，相传是明代重臣王琼亲手所植。

　　嘉靖初年，已经63岁的兵部尚书王琼获罪谪戍绥德，这是他一生政治生涯中遭到的一次沉重打击。在绥德的五年里，王琼“世态浮云一笑看”，产生了弃官归隐的念头。

　　王琼的长子按照父亲的意思，于嘉靖五年在晋水之滨建造了一座私家花园，园内遍植翠竹与水稻，花园以王琼之号为名，称作晋溪园。第二年，王琼被恩准还籍为民，被贬五年的一代名臣终于得归故里。

　　王琼在晋溪园里山水怡情的田园生活仅仅持续了近一年，嘉靖七年，因西北边事紧急，又被朝廷起用，授兵部尚书督陕西三边军务。王琼又以70高龄为安定边防驰骋西北疆场四年。嘉靖十一年，王琼死于吏部尚书任上，谥恭襄，建专祠于晋溪园之西。后来，晋溪园改为晋溪书院。1992年，当时的太原市地方官员出于发展经济的考虑，在晋溪书院旧址上新建了太原王氏祖祠——子乔祠。

　　另一个将私家别墅建在晋祠的是唐代大将尉迟恭。两次救驾于危难之际的尉迟恭曾跟随李世民征战十余年，也曾箭射齐王李元吉，持槊逼宫。为此他深感杀戮太多，惶恐间多有悔意，于是向高僧智满请教：“割绝他命，敢问还否？”答曰：“将军有悔心，天启之也。”再问：“若斋僧建刹如何？”智满回答道：“一念善心生，获福无涯矣”。于是，尉迟恭将其别墅改建为梵刹，并由唐高祖赐名为奉圣寺。寺内有尉迟恭的挂甲松，至今尚在。

　　1213年，蒙古兵攻太原，奉圣寺毁于战火。元代由高僧洪智重建。1950年，占据奉圣寺的一所疗养院以寺庙残破，不是文物为由，强行拆除了寺院的全部建筑，山西省曾就此事通令全省从此事中吸取教训，保护文物。

　　八十年代初，或许出于一种拾遗补缺的心理，在老市长岳维幡的提议下，将几座不同地域、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古建筑迁建于奉圣寺原址，对此，学者们多有微词，但愿破坏和重造文物的行为以后再也不要发生。

　　刘大鹏生逢乱世，依然自甘淡泊，穷年累月，跋山涉水，遍搜广求，在古迹湮没、文献零散的情况下，仅凭借个人的力量，于重重困难之中，历时五年，终于完成了唯一流传于世的《晋祠志》。然而，这样一部丰富完整的晋祠史料集，却长期未能刊印。直到1979年，才由慕湘、吕文幸整理点校，于1986出版。

　　登上悬瓮山，举目远眺，只见今日满目水乡田，不见当年红墙碧瓦，唉，几时却到承平了，重看官家筑晋阳……朋友笑道，想什么呢，那么出神，我笑笑说，好红的云霞，他说，是啊，是夕阳染红了它，我说，不，不是，是一千年前的火焰映红了它。

　　附录：背景资料

　　晋祠导游；晋祠图库；晋祠诗文；难老泉·吴伯萧

　　晋祠志序·刘大鹏 ；晋祠之铭并序·李世民；话说晋祠铭·张友椿

　　山高水长：王琼传；于忠肃公谦传·刘大鹏　

　

　　太原是山西的省会，山西的简称是晋，那么，山西因何被称之为晋，晋国又是如何起源，太原之名又始于何时，剪桐封弟的故事是否真实，柳宗元《剪桐封弟辨》是否可信，请看《沧桑阅尽话太原》第二章：剪桐封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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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桑阅尽话太原第二章　剪桐封弟

　　公元前1064年，宏图大略的周武王满怀着对江山社稷的无限眷恋和事业未竟的深深遗憾在灭商两年之后英年早逝。

　　太子姬诵继承了王位，史称周成王。

　　据说，成王即位时年仅十三岁，而另一种说法则是年幼的成王需要在周公的背负下接受诸候和大臣的朝见。九百多年后的汉武帝后元元年，这一场景被绘成图画，连同托孤的重任与荣耀一同交付给了深得信任的大臣霍光。

　　因为成王年幼，由周公代摄国政。也曾有过恐惧流言日的周公先后平定了三监之乱和唐候之乱。此时的成王，需要做的仅仅是学会如何成为一个未来的天子，有一天他和弟弟叔虞一起游戏时，将一片梧桐叶剪成玉圭的形状交给了弟弟：“我就用这个来分封你吧。”几天后，周公请求成王选择吉日封叔虞为诸候，成王说：“我和他开玩笑呢。”周公道：“天子无戏言，天子说出的话，史官要如实记载它，乐工要唱诵它，士大夫要传扬它。”于是，周成王把唐封给了叔虞。叔虞日后也就被称为唐叔虞。

　　“剪桐封弟”的故事在《吕氏春秋·重言》、《说苑·君道》和《史记·晋世家》中都有记载。

　　剪桐封弟的佳话流传千古，在广为称颂的同时，也有人提出了疑问，其代表作便是山西人柳宗元的《剪桐封弟辨》。也有人认为，“剪桐封弟”应为“翦唐封弟”，即翦灭唐地分封给叔虞，其依据是古时陕西一带“桐”、“唐”同音，但这一推断缺乏有力的佐证。现在，一说剪桐封弟，几乎所有的作者都要提及柳宗元的这篇被称为议论 文典范的文章。那么，《剪桐封弟辨》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呢？公元805年，刚刚即位的唐顺宗任用曾侍读东宫的翰林学士王叔文改革德宗以来的弊政，柳宗元与刘禹锡都是此次改革的积极参与者。柳宗元的这篇文章正是为他们的政治革新主张提供理论根据，制造舆论影响，“凡王者之德，在行者何若，设未得其当，虽十易之不为病”，很有些要打破两个凡是，以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来革除德宗留下来的弊政的意思。因此，《剪桐封弟辨》是在当时政治形势的需要下产生的，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明显的针对性、倾向性。柳宗元毕竟是文学大家，他抓住了有利于他的论据，回避了不利于他的史实，将这篇文章写得言简意赅、明快锐利，颇有说服力，以至于这篇文章被收录进了《古文观止》。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当时周朝初定，和后来的许多新生王朝一样，都急需将本族子弟和姻亲分封到各地，以这些同姓诸候国筑成一道藩篱西周王室的坚固屏障。叔虞做为成王为数不多的亲弟弟，分封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周公的劝封也只是一个时机的问题。当然，一件封藩建卫的政治大事就在儿童的游戏中完成，这的确显得草率而又容易让人质疑，但是，纵观历史，无论过去的封建社会，还是后来的专制时代，类似的例子实在太多太多，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哀，也是专制与独裁的特性使然。周成王当时只是一个少年天子，需要正确的引导去成为一个合格的君主，在专制社会里，一个出尔反尔、朝令夕改、不讲信用的统治者对国家、对人民都将是一个灾难，因此，君无戏言成为封建帝王必须恪守的古训。假如周幽王少年时代也有一个周公去教导他君无戏言，那么，还会有日后的烽火戏诸候吗？因此，我认为，剪桐封弟的记载是真实可信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周公的做法不仅无可指责，而且令人称道。《说苑》评价说，周公旦可以称得上一个善于进言的臣子，他的劝导使成王特别注重自己的言谈。

　　我想，幼年即位的成王之所以成为周王朝少数几个贤德的君主，与周公的教导有着直接的关系。假如没有周公当年的进言，三千年前的晋国历史和我今天的《沧桑阅尽话太原》就将是另外一种写法。最后我们再画蛇添足，多述一笔：永贞革新仅进行了一百四十六天便在宦官集团与部分大官僚的激烈反对下结束，王叔文等人被杀，柳宗元和刘禹锡等人被贬，当了二十六年太子的唐顺宗即位仅仅八个月便被迫退位。中国的改革何其艰难也！

　　当时的唐地，位于今天的山西省翼城县，方圆百里，当地的百姓多是尧的后裔。叔虞到达唐地后，不辱使命，发展农牧生产，兴修水利，逐步使当地的百姓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受到后人的赞誉，唐太宗曾在《晋祠铭并序》中极力颂扬和推崇叔虞的治国方略和德政。有一年，唐地发现一种二苗同为一穗的禾谷，叔虞将它作为国泰民安的祥瑞献给成王，成王将禾谷转赠给了正在征讨东夷的周公，周公在军营之中写下了《归禾》与《嘉禾》，记述和颂扬此事。遗憾的是，这两篇曾被收进《尚书》的诗文已经佚失。叔虞似乎还是个能文能武的全才，在史书上为我们留下了“徒林射兕”的故事，徒林在何处已是难以考究，兕就是雌性犀牛，叔虞射杀犀牛之后，用它的皮制作了一副铠甲，这件事直到多年以后仍被他的臣子们津津乐道。

　　后来，叔虞的儿子燮父，也就是那个曾因建设了超标办公住房而被康王批评的晋候看到日夜奔流的晋水哺育着唐地的百姓，就把唐国改称为晋国，开创了晋国六百年的霸业，燮父也就被称之为晋候，而今天山西省的简称也就是晋。

　　说完了晋的由来，离我们的主题已经越来越近。

　　太原，是今天以晋为简称的山西的省会。太者，大也，原者，广平曰原，太原，就是大平原的意思。山西多山，因而就以“太原”来命名这块并不太辽阔的汾河谷地。太原还有许多别称，叫得最多至今仍然经常使用的就是晋阳和并州。晋阳，《水经·晋水注》称：“城在晋水之阳，故曰晋阳矣”。并州，《周礼·职方氏》上说大禹治平洪水，分天下为九州，并州就是其中之一。

　　太原的历史，我们先从帝尧说起。

　　尧是原始社会中陶唐氏的部落长，炎黄联盟首领，名放勋，史称唐尧。陶唐氏为黄帝嫡裔，原来居住在冀方，也就是今天的河北唐县一带。西晋《帝王世纪》载：“帝尧……后又徙晋阳，今太原县也”。尧都晋阳，虽然因为缺乏有力证据而被史家忽略，但这一传说在民间却历久不衰。

　　今太原市清徐县东南七公里的尧城，传说就是距今四千年前的陶唐城。这里曾是名为“陶唐古迹”的清源八景之一。尧城建于何年，史无记载，但从近年来出土的碑刻来看，早在北宋宣和七年（1125）时就已经存在。史籍记载“尧城是陶唐造历之所”。帝尧命令天文官分驻尧城四方，昼夜观察日月星辰，制定出了历法。尧城中最有影响的建筑是尧庙，传说是在帝尧当年住过的茅屋原址上修建而成的。据说，庚子年仓皇西逃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路过此地时，曾到帝尧像前顶礼膜拜，留下许多轶闻趣事。

　　帝尧后来迁都平阳（今山西省临汾市），大概是因为那里更接近先进的中原地区，此后，舜都蒲板（今山西省永济市），禹都安邑（今山西省夏县），晋南地区因此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而当时的唐，就在这个三角地区之内。此外，《山西通志》还提供了迁都的另一种说法，该书三卷记载：“太原县府城（指晋源）南四十里，唐尧始都于此。后因水患太甚迁河东平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