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1日武汉新闻汇总

堂堂溪水

本土四家   也确实就武商做的还不错  档次在那里    中百的超市也还行  不过压力也很大    中商、汉商存在感低

Nicholas_Zhou

中百罗森可不可以独立出来

飞行的坚果

hubeilili2081 发表于 2019-4-1 10:19
鲁磨路的下穿隧道到底怎么样了？这个工程建的时间实在太长了，希望最后能够让大家都满意。

安装阶段了，快了

ttyy1122

定了！这35所高校将设人工智能本科专业！


高等院校科技日报2019-04-01 11:10
分享
0评论

附录：人工智能专业获批名单

飞行的坚果

今天堵车，堵死模式。坐标关山大道-高新二路-三环线

ttyy1122

评书大师刘兰芳黄鹤楼下说岳飞


2019-04-01 11:23:30 来源： 武汉晚报

　　

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 记者胡九思 摄

　　不少60后、70后们都是听着评书《岳飞传》长大的。3月31日上午，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站满一小时说“鄂王”岳飞，为市民带来一段经典的回忆。

　　75岁老人站满一小时说岳飞

　　这次在黄鹤楼说岳飞的故事，她选取的是岳飞和金兀术交战的一段，大战爱华山，也叫收复河山。整整一个小时的表演时间，除了中间的5分钟休息，她都是站着的。声音洪亮，表情和肢体语言丰富，还加入了口技，模拟马蹄声、风声、战鼓声等，引人入胜。观众们笑声不断，掌声不断。

　　就在那5分钟的休息时间里，她也没闲着，坐着给观众们普及了评书表演的道具小知识。她介绍，评书学徒期满，师傅会赠送三样东西——醒木、扇子、手绢，代表可以去行艺了。醒木的作用是用来提示和提醒观众听讲；扇子当道具时可用来当棍、锤、箭等，其实最早的作用就是扇风，凉快；手绢也是，做道具时可区分男女，实际是为了擦汗用。

　　网络语言也可用做评书的包袱和笑料

　　刘兰芳非常看重评书艺术的传承和创新。她认为评书也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不断创新，更新观念。故事还是那个故事，但在语言上可以有所变化，不一定非要用那套老的语言，加一点网络语言，当做包袱和笑料来用，可以拉近与新观众的距离，让他们重新认识优秀的传统文化。她也了解不少网络语言，知道年轻人爱说“萌萌哒”，把岳飞叫“战神”。说起武汉，她也用了一个网络词：“来了N次”。

　　在黄鹤楼的表演中，她也加进去很多创新的东西。说到岳飞大战金兀术用的武器，她幽默了一把：“古代的钢好，是咱们的武钢出产的。”

　　她还特别照顾小观众。做开场白时，她弯腰看着台下在座的不少小朋友，问：“看到这么多小朋友来，我既感动又担心，你们都听得懂吗？”听到小朋友们齐声答“听得懂”，她笑了。

　　岳飞精神在当代仍有巨大价值

　　刘兰芳说，在黄鹤楼说岳飞，特别有意义。湖北是岳飞战斗过的地方，他在这里待了七年，是人生中的最鼎盛时期。在这七年里，岳飞收复了襄阳六郡。孝宗年间为岳飞平反，他被封为鄂王，也是因为在湖北立功。今年又值岳飞诞辰916年，说他的故事是对民族英雄的纪念。

　　武汉至今仍有十多处地名路名和岳飞有关。对于这些文化遗存，她认为，应该好好对待。岳飞的精神精忠报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魂，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在当代仍有巨大价值，可以让年轻人不忘历史，重孝道，忠于国家，造福人民。

　　活动聚集了不少刘兰芳的铁杆粉丝。来自湖北省博物馆的讲解员许家军是听着《岳飞传》长大的60后。他激动地说，他读小学的时候，就爱上了刘兰芳的评书。“那时候没有其余的爱好，每天中午1点钟全班同学都等着评书开播，1点半再赶着去上课。”今天，他带着一群学生和孩子来现场聆听，感到十分幸福。

　　许家军还说，自己的文学素养就是从听评书培养的，刘兰芳不仅影响了60后，还影响了自己的两个女儿，90后的大女儿在高考前还买了全套的刘兰芳评书集，就连10后的小女儿也耳濡目染，喜欢上了《岳飞传》。

　　记者贺方程 彭毓颖 见习记者蔡燕秋 通讯员江萌

——————————————————————————
我小时候天天从收音机里听刘兰芳评书《岳飞传》、《杨家将》、《穆桂英挂帅》。

ttyy1122

中国女足抵汉备战四国赛


2019-04-01 09:20:47 来源： 湖北日报

　　

图为：中国女足队长吴海燕和队员们一起抵达武汉。（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时龚 摄）

　　千呼万唤始出来，4月4日即将在武汉女足四国锦标赛上亮相的中国女足起了个大早，3月31日下午大部队就抵达武汉。主教练贾秀全表示，现在就等王霜打完当天晚上的法甲联赛赶过来与全队会合了。

　　目前，中国女足也和男篮一样采取双国家队的模式，只不过主力都在红队，黄队则是属于国家二队性质。参加武汉四国赛的是贾秀全带领的红队，包括王霜在内共有29名球员。除了王霜还在跟随巴黎圣日耳曼征战外，其他人都是3月15日就在苏州集训，31日才抵达武汉。这其中，武汉江大女足共有包括国家队队长吴海燕在内的五人入选，是所有俱乐部中入选人数最多的。据了解，中国女足4月1日将以力量训练为主，首次公开训练很可能要等待王霜结束法甲赛事归来后才展开。

　　中国女足抵达武汉几个小时后，王霜就在法国代表巴黎圣日耳曼首发出场，球队也以3比0击败罗德兹女足，继续在联赛上保持不败。同时，联赛冠军的主要竞争对手——里昂队客场意外1比1被弗勒里队逼平，目前大巴黎在积分上已经追平了里昂，只是因为净胜球较少排在第二，王霜距离法甲联赛冠军又近了一步。（记者郭晓明）

ttyy1122

武汉冲击世界湿地保护最高成就


2019-03-31 17:52:00 来源： 长江日报

　　

涨渡湖湿地自然保护区

　　

藏龙岛国家湿地公园

　　

府河湿地的候鸟群

　　30日，“点亮湿地之城，创建国际湿地城市”活动在武汉地标性建筑黄鹤楼举行。当晚8时30分，黄鹤楼楼体上投影出“点亮湿地之城”字样，武汉市创建和申报“国际湿地城市”工作正式宣告启动。

　　“国际湿地城市”是指按照《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简称《湿地公约》）决议规定的程序和要求，由成员国提名，经《湿地公约》国际湿地城市认证独立咨询委员会批准、颁发认证证书的城市，代表一个城市对湿地生态保护的最高成就。

　　2018年，全球18个城市获得首批“国际湿地城市”称号，其中6个是中国城市，分别为常德、常熟、东营、哈尔滨、海口和银川。

　　作为名副其实的“湿地之城”，武汉已初步具备国际湿地城市认证提名的条件。武汉湿地资源居全球内陆特大城市前三位，全国第二次湿地资源调查显示，武汉湿地面积1624.61平方公里，占全市国土面积的18.9%。目前武汉已建有6个国家湿地公园，1处国际重要湿地和5处湿地自然保护区。

　　武汉湿地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栖息着野生动物413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38种，包括东方白鹳、黑鹳等10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灰鹤、白琵鹭等28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府河湿地是全球极度濒危鸟类青头潜鸭最南端的繁殖地，长江江滩发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鹳，上万只红嘴鸥在涨渡湖越冬。湿地上还生长着维管束高等植物408种，其中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野菱、野莲等5种。

　　活动现场，由湿地公园代表、高校环保社团、环境保护志愿者、科研机构、企业、热心市民组成的“湿地使者”，宣读了《武汉湿地保护倡议书》，呼吁上下联动、横向联手、完善模式、推广经验，共建生机武汉湿地，打造武汉“湿地城市”名片，提升“大江、大湖、大武汉”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见习记者杨晓雨 通讯员赵琴 杨萍 易清）

——————————————————————————————————

武汉申报国际湿地城市底气在哪？

2019年04月01日 07:17 来源：楚天都市报

1人参与 1评论

原标题：武汉申报国际湿地城市底气在哪？

专家说这座城市原本就建在湿地上

楚天都市报记者陈希通讯员赵琴

图为：武汉东湖楚天都市报记者宋枕涛摄

长江汉江在此交汇，一个个湖泊星罗棋布，武汉素有江城和百湖之市的美称。前晚，武汉正式宣告：正努力争取另一张闪亮名片——国际湿地城市。

作为江城人，你知道湿地是啥吗？咱们申报国际湿地城市的底气在哪？我们又将作出哪些努力？它释放多少红利，怎样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昨日，记者就此进行了多方探访。

何为湿地

有水或季节性有水的地方

大江大湖大武汉，江湖水系的概念已植入江城人内心，但人们或许对湿地不甚了解。昨日下午，记者在东湖绿道随机问了几位市民，最多的答案是有水生植物的水域就是湿地。

《湿地公约》对湿地的定义为“湿地是指天然或人工、长久或暂时的沼泽地、泥炭地、静止或流动的淡水、半咸水、咸水水域，包括低潮时水深不超过6米的海水区。”我国将湿地划分为沼泽、河流、湖泊、滨海湿地和人工（库塘）湿地五大类型。

世界自然基金会武汉负责人雷刚说：“通俗地讲，有水或季节性有水的地方就是湿地。江河湖泊，身边的小池塘，都是湿地，武汉人的身边随处都有湿地。”

湿地与森林和海洋并称为全球三大生态系统，森林是地球之肺，湿地是地球之肾，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有何效益

提供淡水+调节小气候

武汉市园林和林业局提供的数据显示：武汉水域面积占全市总面积的1/4，构成滨江滨湖的水域生态环境，是我国内陆湿地资源最丰富的特大城市之一，也是全球内陆城市湿地资源最丰富的城市之一（见右表）。

2016年公布的全国第二次湿地资源调查显示：武汉湿地面积162461公顷，占国土面积的18.9%。其中，自然湿地（即湖泊、河流、沼泽类型）占湿地面积69%；人工湿地（即库塘、运河、水产养殖场类型）占湿地面积31%。“武汉湿地丰厚的家底，带给市民最重要的福利是淡水资源。”雷刚说，武汉水的优势，得天独厚，从来不缺水，但“以水定城”理念，足以说明水是城市发展的基础条件和关键因素，另一重要功能就是环境的改善，呈现生物多样性。再者，就是涵蓄水源，缓解洪水压力。

对老百姓来说，湿地释放的红利多多。雷刚举例说，大家购房喜欢临湖临江的，就是因为空气质量好。江湖等湿地能提升空气质量，负氧离子浓度高，还能调低气温，调节小气候。

在武汉湿地上栖息的野生动物有413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38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东方白鹳、黑鹳等10种，国家二级保护有灰鹤、白琵鹭等28种，分别占全国相应总数的10.75%和11.67%。

如今，沉湖、府河、涨渡湖等，成为候鸟越冬的知名聚集地。“千万人口的城市，能有这么多鸟，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画面。”雷刚为此点赞。

府河湿地成为全球极度濒危鸟类青头潜鸭最南端的繁殖地；长江江豚极度濒危，却偶尔嬉戏于长江天兴洲畔；武汉还是“水中活化石”中华鲟洄游必经之地。

濒危动物中意武汉，“说明武汉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和咱们保护力度的加大。”雷刚说。

哪些举措

立法保障+多部门联动

近年来，武汉市保护湿地频频出招：最闪亮的名片当属东湖绿道，远城区的金银湖湿地公园、藏龙岛湿地公园、后官湖湿地公园也成为市民们双休悠游的候选地，沉湖、涨渡湖成为冬季观鸟胜地，中心城区内的沙湖公园也成为治理湖泊、保护湿地的标杆。

武汉市园林和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一系列成果的背后，是得益于**及多部门的联动。率先将湿地资源保护纳入法制化轨道，比如，在全国副省级城市中率先制定了《武汉市湿地自然保护区条例》《武汉市湖泊保护条例》《武汉市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条例》等地方性法规。

有法可依，多部门联动：如，水务部门大力开展“四水共治”行动，推进“七河三湖”综合整治；环保部门将湿地公园、森林公园、湿地自然保护区纳入了生态保护红线范围等。

同时，制定湿地保护修复制度方案，武汉市**印发《武汉市湿地保护修复制度实施方案》，将所有湿地纳入保护范围，明确部门分工和职责任务，建立湿地保护目标责任制。

谈及修复效果，雷刚告诉记者：“湖泊截污，打造一湖一景，汤逊湖、月湖、南湖的面貌也大大改善，周边居民感受很深。”

加强湿地资源普查监测也是必须的，“武汉市每年都会出具湿地资源报告，这不是每个城市都能做到的。”雷刚说。

如何发力

加强立法+提高民众意识

去年，常德、常熟、东营、哈尔滨、海口和银川等6个城市获得全球首批“国际湿地城市”称号，他们有哪些湿地保护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武汉市园林和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每个城市的湿地保护都有不同的特点，武汉拥有166个湖泊和165条河流，原本就是建在湿地上的一座城市，湿地是武汉自然生态系统中的最大亮点，但还要在加大立法、多部门联动提高湿地保护率和增强民众意识上多点发力。比如，已有《武汉市湿地自然保护区条例》，但没有湿地保护条例；提高民众保护湿地意识，让更多市民参与环保，爱护候鸟；作为企业，要意识到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协调发展，不能侵占毁坏湿地。

武汉市园林和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长江汉江两岸造林绿化已大规模启动，表面看是植绿复绿，实则是对江河等湿地的大力保护；府河绿楔计划也在按章实施中。

让我们行动起来，创建国际湿地城市，让千万武汉人享受生态宜居之城。


武汉湿地资源

天涯归处

ttyy1122 发表于 2019-4-1 13:00
评书大师刘兰芳黄鹤楼下说岳飞

握个手吧 ，同个年代的飘过，印象中每晚9点左右，那时赶完作业就为了听评书

ttyy1122

对谈︱王升远、张箭飞：日本近代文学、思想中的北京与武汉


2019-04-01 10:23


编者按：3月19日，复旦大学外文学王升远教授和武汉大学文学院张箭飞教授在汉阳物外书店围绕王升远的著作《文化殖民与都市空间》展开了一次题为“异样凝视，双城别传”的对话。以下为对谈记录（李瑞琪整理）。


左：张箭飞；右：王升远

张箭飞：我是地主，先来介绍升远教授。这是我第二次参与物外书店的读书分享活动。第一次是在去年，与谈峥教授对谈他的《人间花事》。升远教授也是谈峥教授的好友，他们两个同在复旦工作，但研究领域完全不同。我与升远教授因学术会议而结识，对他的学术观点有所了解，非常敬佩。后来，我不时怂恿他到武汉最美书店做一个分享会，并把他的发表材料转给物外（书店）。物外果然敏锐，果断邀请。

自以为非常了解升远教授的学术成就，以至于我完全“忽略”了他的彪悍青春，直到有个研究生提醒我：“王升远老师是个80后呢！”我说：“What? 怎么我的印象之中他是巍巍乎一老人家也？（笑）

王升远：长得急了点！

张箭飞：升远君31岁就评上了教授！31岁的我，还是个讲师；在座的听众，有些肯定还在读博，要么博后还没出站。升远使我想到19世纪法国天才古埃及学家尚博良，他19岁就被聘为教授。

事实上，升远的博士论文挑战的是一个特别难题：中日之间的百年爱恨，一衣带水的暧昧面相。从写作层面来说，他不得不面临说什么如何说的挑战。材料和判断，政治和审美，中国学者的民族立场，换位思考的他者情感……凡此种种，一定折磨着他的整个写作过程。我最佩服的是：面对一个复杂的研究对象，升远选择了一个特别的切入角度，踏入鲜被探触的深水区，也即本书题目mapping 的范围：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文化人的“北平体验”。这里，我使用了一个城市规划学科颇具野心的一个术语，mapping 的含义之一即是“地毯式搜索”，以此描述升远竭泽而渔的资料功夫，实在名实相副。

欧雯女士策划活动的时候与我沟通：既然升远教授武汉开讲，那能不能兼讲侵华时期日本文人的武汉书写？以丰富本地读者对于这一议题的了解？我擅自做主替升远君答应了，目的在于借他聪慧的大脑启发有志于研究武汉地方史，特别是武汉沦陷时期的中日关系的同学。那么，有请升远教授，开讲吧！



王升远：尊敬的张老师，在座的各位老师、各位读者，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升远。非常荣幸接到张老师和物外书店的邀请，来武汉与各位交流。张老师别有匠心，把今天的题目确定为“异样凝视，双城别传”。确实，来武汉真应该谈谈近代日本文化人与武汉的关系。

大家都知道，武汉在近现代中国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实际上，对近代以降来华的日本人而言，武汉也常是必到之处。这与当时中国的交通事业发展状况有关，交通线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日本人足迹的可及半径。日本人能到达哪里，能看到什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铁路和航线能够延伸到哪里。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在“海外雄飞”强国之梦的驱使下，对中国的关注空前加强。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三菱会社、日本邮船株式会社等公司先后开辟了横滨—上海航线、长崎—芝罘—天津航线和长江航线，以方便日本人的中国旅行。这是海路。再来看铁路。在晚清中国，清末铁路交通网的中心正是北京。当时的几条铁路线主要是京奉（北京—奉天）铁路、京汉（北京—汉口）铁路、京张（北京—张家口）铁路和津浦（天津—浦口）铁路。其中，津浦铁路在天津与京奉铁路相衔接，成为北京联系东南沿海的主干线。日本人到中国来，有很多是经由朝鲜半岛，到中国东北，再乘京奉线抵京，进而南进。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京汉铁路、津浦铁路等都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日本人到大陆南方旅行的路线选择。而武汉就是其中的重要一站。

那么，具体到文学领域，最近十年，我主要做日本所谓“战争文学”和“国策文学”的研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武汉就更是一个重要的存在，是日本“战争文学”历史上一个重要起点。事实上，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的四天后，近卫内阁就召集《中央公论》《文艺春秋》等日本主要的报刊负责人，要求大家“协力”战争，很多作家以特派员的身份来到中国战场，写了些“从军记”和“现地报告”这一类的文章。但军部和政府直接向中国战场有组织、有计划地派遣“笔部队”却是从武汉会战开始的。武汉会战从1938年6月开打，打到8月份，战况已经很艰难了。将近月底时，陆军省的一个中佐召集了一批日本文坛的名家开了一个座谈会。出席者包括菊池宽、横光利一、佐藤春夫、吉川英治等十几位。中佐指着墙上的地图跟这些人介绍了武汉攻坚战的情况，并邀请他们到前线去看一看，顺便写点什么。但他并没说到具体去看什么、写什么，对发表时间也没有硬性要求。当时就有位作家说，武汉的战争那么惨烈，我们去了一旦阵亡了怎么办？中佐告诉他，我们已经帮你们在靖国神社办好了存放遗骨手续。也就是说，一旦发生不测，可以入住靖国神社。（笑）后来确定去武汉前线的这些作家当时在社会上受到极大的关注和追捧，媒体也大肆鼓吹，并给他们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叫做“笔部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武汉这座城市与日本侵华文学、国策文学渊源是很深的。可以说，日本文学界的整体堕落，就是在武汉会战前后开始的。



实际上，我们在思考日本侵华文学，甚至更宽泛意义上的战争文学、国策文学的时候，经常会有个误判，就是把这些作家创作的作品中非道义性的东西理解为作家个人的道德问题，而忽视了他们背后、更强力的制约性因素，那就是军部的力量、政治的力量，但我们大多数的研究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一点。日本有个作家叫火野苇平，他说军部对“笔部队”有七点具体的要求，比如说日军的失败不能写，战争的黑暗面不能写，女人的事不能写，军队的番号不能写，要突出日本军人的英勇，要把敌人写得下流、猥琐等等。所以，实际上作家是在一个极其有限的一个空间里进行创作的。这里面当然会有个人的道德因素，因为确实有些作家就是投机趋时，迎合政府和读者想成名立万，但我想强调的是，决定性因素的还是其背后的政治因素。而揭示近代日本文化人中国叙事背后复杂的权力关系及其中国认识、战争认识的复杂构造正是我这本小书的写作动力。
这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经过四、五年的修改、增写后出版出来的。读博时原本定的方向是“现代中国日语教育史研究”，这是徐冰老师希望我去做的课题。那时的我已经在大学就职了，作为一个日语老师，在进入这个学科后，也发现我们学科史整理工作好像不太有人去做，所以站在当下这个点，我们不知道自己从何处来，身在何处，又会往何处去。所以对当时的我来说，是想解答自己的一些困惑的。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大概做了两年的时间，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我还是放弃了这项研究。两年前我写了一篇论文《流弊与突围：“日语语言文学”学科的名与实》，就算给了这项没有做下去的研究一个交代吧。从博二下学期开始，开始转入日本文化人的北平体验研究。现在看来，这本书在整体构架上不太像一个结构规整的著作，它更像一个专题论文集，在写作的时候，我是一个一个问题去写的，每一章对应一个问题，是以方法的调整和视野的更新为首要追求，但追求不等于自己真的做到了，毕竟还是学力有限，水平有限。所以博士论文的写作，不是获得了学术自信，只能是越来越明白了自己的局限和边界，因此也变得越来越不自信。而摆在大家眼前的就是这么一本既不深刻、不系统、也不成熟的小书，还请大家多多批评！


王升远著《文化殖民与都市空间》

张箭飞：升远一谦虚，就不像豪气干云的东北人啊。作为读者，我对他的写作观，或者说研究观印象深刻。他用了一个妙喻来形容自己的工作，就是要平衡三文鱼和土豆丝儿。我很好奇你为什么选择土豆丝儿这个比喻，而不是鱼腥草之类，正因为你是东北人，中国的优质土豆出产地吗？

王升远：三文鱼和土豆丝是我上课时常跟学生打的一个比方。所谓三文鱼指的是热门研究对象，例如日本的某个热门作家，像村上春树、东野圭吾这类的，再比如每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甚至还有某些吸引眼球的焦点事件。这样的对象总是能吸引大众和传媒眼球，写出来容易发表，容易火，但新的对象未必指向了“新问题”，对那些东西的讨论有时可能更接近于“评论”而不是“研究”。这并不是对评论有意见，毋宁说，独立的、见地深刻的日本评论倒是稀缺的。但研究则需要与对象在时空上拉开些距离，凑得太近不合适。

陈寅恪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不入流。”但热门人物、焦点事件是否指向了学问的“预流”，这真不好说。以前出去学术交流，曾经有同行问我说：王老师，我们一直想追学术热点，但总是追不上，怎么办？我说，只要是热点，就有冷的那一天，所以我不太追热点。这种热点就是三文鱼，三文鱼即便你不去用各种作料去精心烹制，在一般读者那里依然好吃。《流浪地球》上映当晚你就写一篇评论，即便水平不高，也会博得不少关注，因为很多人还没看过这部电影，这不一定与烹饪技术有关。而土豆丝是一道最普通不过的家常菜了，但要把这土豆丝做得好吃并不容易，很考验技术和火候，同时，从学术研究的意义上来说，还有眼光的问题。土豆丝这个比喻说的是那些看似平常的材料，但却能从中读出不平常的意味和指向，揭示出以往研究的视野盲区，或定论中的疑点，并据此去调整视野，更新方法是更有挑战性，更有趣的。

张箭飞：关于这本书，我们曾经有过几次交流。你最厉害的就是文献，从你的文献发掘和整理可以看出，北平沦陷之后，这座古城以自己的历史，风景和风俗也在塑造日本文人的感知、体认甚至认同，入侵者和被侵略者的主客易位，他们对北平的态度复杂多变，有什么细节或现象，是值得我们关注和深思的？

王升远：其实呢，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认识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安藤彦太郎有个说法，他说日本人的中国观是分裂的，长期以来日本人觉得，古典中国（又叫“文章中国”）是好的、高雅的，值得日本仰视的，现实中国（又叫“生活中国”），是差的、低俗的，让人鄙视的。比如佐藤春夫就说过，乾隆朝以前的中国是好的，中国文化有帝国气象、雄性气质，乾隆朝以后就很差了，帝国气象不再，充斥了西太后的妇人气质，矫揉造作，猥琐狭隘。我想，安藤的这一概括是很有代表性的，这是其一。

其二，在地域上来看，长期以来，日本人对中国所谓的精神故乡、“文化乡愁”指向的是长安，对长安有一种深深的眷恋，这自然是隋唐时代中日政治、文化关系的余响。另外就是江南，这就更不必说了，是中国文脉之所在。长期以来，北京对于日本人而言实际上没什么吸引力。即便是在朱棣定都北京以后，对日本人而言，北京只意味着中国的政治中心。去了办完公差，经常还是要去一趟长安、下江南，去游历、怀古，追寻中国古代的文人雅趣。北京逐渐走进日本人的视野，是晚清以后的事儿了，因为这里逐渐成为列国争衡的国际舞台。到了十四年战争时期，北京——那时已经叫“北平”了——的意义就变得很复杂、很特殊了。对于日本人而言，北平在文化意义上是“中华古都”，同时又是首都南迁背景下的“中国故都”，而在战时语境下又被视为“大东亚建设的基地”“东洋故都”和“兴亚首都”等等。这三重身份在不同的文本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交错，使得北平呈现出了复杂的面相。但这里需要大家注意的是，北平的“东洋性”并不是我赋予的，我用的是日本人的说法。这是战时日本泛亚主义话语、大东亚话语的有机组成部分。

对近代日本人而言，北平的“东洋性”是相对于“西洋性”而言的。刘建辉先生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叫《魔都上海》。我们现在管北京叫“帝都”，管上海叫“魔都”，其实“魔都”这个名字是日本人村松梢风发明的，他有一本上海题材的作品叫《魔都》。《魔都上海》这本书的副标题叫“近代日本文化人的上海体验”。这本书告诉我们，上海“租界”的存在使幕末的日本获取了大量的西方信息，上海是距离日本最近的“西洋”。但是战争爆发以后，日本与英美等西方诸国关系逐步恶化，反映在思想、文化意义领域上就表现为反西方思潮兴起，上海不再受重视，对日本人而言，“上海”的意义也就随之消散了。反倒是东北的伪满洲国和北平，成了日本人关注的对象。



张箭飞：既然今天分享会议题之一是“双城别传”，升远君能不能讲讲侵华时期的日本作家又是怎么书写武汉的？我记得芥川龙之介好像来过？

王升远：芥川确实曾经来过。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在《杂信一束》中将汉口的租界文化的特性表述得非常清楚。他说在水洼里看到了英国国旗的倒影，他认为这就是“欧罗巴式的汉口”，看到有人在搓麻将，又意识到这是“中国式的汉口”。大家可以找来他的《中国游记》读一读。战争之前，日本作家笔下的武汉我关注得真不多。至于武汉会战时的情况，就像前面说过的那样，“笔部队”的创作受到了强力的政治制约，要表现的主题和要掩盖的问题都有明确要求，因此武汉这座城市的形象、面貌在政治意识形态压倒性的主导优势面前已经显得无足轻重了。

张箭飞：忘了告诉我们读者：学术微信圈有个公号“东亚评论”，升远君就是幕后那个著名的东亚君。我发现近期的东亚评论推送的文章，不论是晚清变法改革，还是近现代国家概念的形成，好像都与武汉、与日本关联甚紧，比如张之洞。请你多讲讲。

王升远：好。大家都知道，香帅张之洞是洋务运动的主要领袖之一。不管是武汉大学的前身自强学堂等教育机构，还是汉阳钢铁厂、湖北枪炮厂等实业工厂，都是张之洞在武汉兴办洋务的政绩。张之洞又是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政治人物，晚清中国留学日本、赴日考察学习的热潮，可以说与洋务派中以张之洞为首的一批政治家的推动有着直接的关系。张之洞认为中日同文同种，也因此曾对日本抱有一些幻想。而日本方面，近卫笃麿认为张之洞的思路与日本帝国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介于新、旧两派势力之间，又雄踞东南，是一位有实力制衡北方朝廷政策的实力派。关西大学的陶德民先生的研究显示，近卫与刘坤一、张之洞等清廷实力派都有着密切的私人关系，甚至张之洞的儿子在日本留学都受到了近卫的很多关照。世纪之交时，近卫笃麿甚至直接与张之洞在武汉会面，这次会面直接促成了晚清赴日教育考察热潮的兴起。但后来张之洞对日本渐生嫌隙、渐行渐远，这就绕不过流亡日本的康有为和梁启超。张之洞希望借近卫之手将康、梁逐出日本，但近卫却有些阳奉阴违，这里面就有着复杂交错的政治考虑、利益关系。后来日英同盟形成后，他才发现日本是口蜜腹剑，两张皮，不可信赖。但说到底，张之洞对于日本一个很大的误解是由“同文同种同教”所谓“三同”引起的，他误以为中国和日本是一个由汉字和儒教文化为血缘纽带形成的“共同体”，无论是亲还是疏，所有一切大都是因为这个误解。他原以为“东学”是可以用来捍卫孔教的，却没有想到，日本这个媒介却促使“西学”新思潮迅速涌入中国，这可能是张之洞始料未及的。


张之洞

张箭飞：因为要与升远对谈，我特意查找一些资料，居然发现了《武汉巷史》这本书，作者是内田佐和吉。早在1898年，他就来到汉口，后来担任《汉口日日新闻》的主笔。1938年日本占领武汉之后，他们成立了“中日文化协会”武汉分会，内田负有要责。他在武汉生活了几十年，战败后被遣送归国。作为来自敌国的“中国通”，他对武汉地方历史和乡土人情相当了解。归国之后他写了《武汉巷史》，被武大日语系的李故静老师译成中文。书中有不少宝贵材料，比如日本侨民对于我们武汉大学的观感。书中提到日本皇室华族，比如长岗子爵，对张之洞还是相当敬仰的，尽管此时的日本正在改写两国传统关系。我的感觉是：1901年的时候，中日精英之间尚能保持平等的文化对话。然而不过数十年，对话关系就迅速逆转成入侵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你认为这期间文化心态变化仅仅是因日本帝国主义的崛起而导致吗？

王升远：刚才我们谈到了张之洞的政治选择。在晚清政坛上，张之洞可以被视为一个亲日派了。我使用“亲日派”而非“知日派”这样的说法，是因为张之洞对明治日本几乎是只知其表而不知其里，远远谈不上知日，看到了“用”的一面，却没看到“体”的一面。张之洞的日本观在当时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了，这种日本认识的偏差是晚清中国政界和思想界普遍存在的问题。张老师刚才说到日本人对他的仰慕，我想，首先是与他的政治地位有关，他是清廷实力派人物，日本政界人物对张之洞明显是有些利益考量在里面的。然后呢，张之洞认为中国和日本是“同文同种同教”，这种看法很容易拉近与日本之间的心理距离。“亲日派”当然总会受到对象国的欢迎，直到今天恐怕也是如此。对于我们做涉外文化、思想研究的人，一旦你选择与对象国拉开距离，将它相对化处理，有时难免单刀直入，甚至无所顾忌、出言不逊，对象国是不会喜欢这样的人的。（笑）

回到正题，事实上另一方面，晚清时代，日本的幕末明治时代，面对西洋的入侵，两国思想界都曾出现过合纵连横对抗西方的思潮，中日两国之间出现过短暂的蜜月期。康有为甚至提出过“中日合邦”，现在看来好像是挺荒唐的事，当初提出的那些人好像是挺认真的。（笑）需要注意的是，张之洞坚持以“儒教”作为维系中日亲和关系的基础，而孙中山二十年代提出的“大亚洲主义”似乎与张之洞的见解之间存在着某种继承性。孙中山所谈的“大亚洲主义”依然强调要以“仁义道德”作为基础，而当时跻身世界强国的日本已经狰狞毕露，所以孙中山对日本人喊话说，开国之后你们学到了西方的霸道，但不要忘了亚洲的王道思想。到底选择做“西方霸道的鹰犬”还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你们要想好。所以实际上，晚清、民国那一代政治家的对日心态很复杂。又想借力，又不得不防着，甚至发展到最后的刀兵相向，这其中还是存在着对日本政治、思想的根本性误解，他们看到了太多的虚假的“共通性”，而不是根本的“差异性”。

张箭飞：就在侵华时期，日本文人对于中国文化既有批评，也有欣赏。我想知道他们提出的所谓“东亚共荣”，是不是也含着一种企图：试图寻求这一区域的文化共通性，而不是差异性。然而，一方面他在寻求共通性，另一方面又在警惕这种同化性，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王升远：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专门研究过，经张老师这么一说，我眼前浮现出了两种情形。那就是什么时候日本人会强调文化上的共通性，什么时候又会来突出这种差异性。首先呢，刚才说过，无论是晚清（也就是日本的明治时代），还是战争中后期，中日两国都曾经出现过不同性质、不同形式的中日联合、中日同盟之类的政治诉求。而这里有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两国同时面对来自外部的共通压力——我想强调的是，这个压力有时是真实存在的，很多时候则是政治家人为虚构出来的——比如面对所谓“西洋”“西洋人”这个巨大的他者之时。这时，前面说到张之洞所谓的“三同”就会成为一种合作的心理依据，或者说政治口实。尽管这是一个相对长期的、稳定的、却很虚假的思想和文化基础。而事实上，与中国不同的是，日本的儒者始终是处于武士和百姓之间的中间阶层，这与中国儒者（文人）长期处于统治地位的局面是截然不同的。

刚才谈的是在一些特殊情境下人为捏造的虚假“共通性”。而事实上，虚假的“共通性”背后巨大的“差异性”才是事实，对这种差异性的强调甚至放大毋宁说才是常态。事实上，前近代日本就有一个比较漫长的面对中国“去中心化”“脱儒入法”的过程，这个过程韩东育教授有很好的论述，大家可以去找来看一下，我就不多说了。我做近现代这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明治以降，“脱亚入欧”的时代风潮使得日本试图迅速从中国、朝鲜这两个福泽谕吉称之为亚洲“恶友”“半开化国”的影响下挣脱出来。你从各式日本人的中国游记中就能看出他们对中国的鄙弃，以及身为开化的帝国子民那种荣耀感。伪满洲国建立，直到后来伪蒙疆政权建立后，有些日本人为了追随法西斯政府的政治意识形态意图，甚至列出了亚洲人的种族图谱。比如日本浪漫派作家保田与重郎在他的《蒙疆》中就划分出了这么一份人种序列：日本人居于其上，朝鲜人、满洲人和蒙古人居于其中，而汉人等而下之。所以我在一篇讨论保田的文章中，对近代以降中日文化、思想地位的逆转给出了一种解释，那就是“中心塌陷，周边隆起”。长期以来日本一直在不断地否定儒教的有效性，以及中国文化在亚洲的核心地位，但若只看到这一条线索是不够的，它实际上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曾经在华夷秩序中被我们认为是“夷狄”的蒙古、满洲、朝鲜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价值和地位却被日本提升了上来。关于19、20之际之交日本“满蒙回藏鲜”之学的兴起及其背后国际关系层面的政治驱动，葛兆光先生已有精彩论述，大家可以去读一读。就这样，一边把昔日的中心往下削，一边把四围的洼地往上填、往上拔，而日本又在这四围中居于领导地位。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它是一个“去中心化”和“再中心化”的过程。

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也有不少游记和中国观察中也会出现刚才张老师提的那个词，就是“同化”，日本文化人面对中国这个巨大的他者有一种担心被“同化”的焦虑。日本人追昔抚今，觉得征服王朝往往是被汉文化巨大的同化力给同化掉的，从而丧失了主体性和对中国的统治力。这种焦虑和抗拒恰恰是中日文化、思想关系近代异变在日本人心态上的一个折射。



张箭飞：长期以来，我们中国在整个亚洲，或者东亚文化圈里居于核心地位，这个“去中心化”的过程注定是缓慢的。你是知日派，我是学英美文学的。我有一种感觉，日本看起来离中国很近，但我们对日本并不了解，以至于国内日本学学界有个呼吁——成为知日派。我想问一下，在你们这个学科，真要了解日本，哪种方式更靠谱？或依靠刚才说的那种精英之间文化的互动互识，还是要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来观察？

王升远：张老师提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但我却不太想在日语学科内部讨论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所谓的“知日”有一个最基本的逻辑前提，就是把日本人当“人”看，当作就像我们身边的老张、老李一样看，他们失业了、失恋了也会难过忧伤；把日本当作一个普通国家来看，他们也有他们的国家利益诉求。无来由的恨，或者无来由的爱都不可取。但实际上，我们经常把日本、日本人、日本文化特殊化，这是很值得警惕的问题。把日本特殊化，比如我们的父辈和祖辈这两代人一提到日本，仿佛眼前就浮现出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日本鬼子”的形象，于是义愤填膺，这自然是中日战争伤痕的延续，当然也受到抗战神剧等大众传媒塑造的日本形象的影响；而90后、00后一代人仿佛对日本又充满了好感，这里面当然有日本大众文化（比如动漫文化、偶像文化）对他们日本观念的塑造。这两种类型都算不得“知日”。当然，还有一批文化商人，看准了中国年轻人对日本的“猎奇”心态，以炒作、贩卖所谓“日本文化”为生，这种类型自然也算不得真正的“知日派”。事实上，我比较欣赏的一种研究姿态是“面无表情的日本研究”，唯有这样，才可能把日本视作“等身大”的存在，不高看你也不低看你。但受各种政治、国际关系因素的影响，这事儿有点难。中国的日本研究长期以来都没有形成一种自律性的发展路径，很脆弱。这与日本的中国学研究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果不能及时调整，我们的日本研究还会继续目前这种“悬空”状态，这是很让人忧虑的。

所谓的“知日派”，我自己自然算不上。但我期待的“知日派”除了那些对日本生活、文化上的常识性知识之外，还应该具有这样几个智性特征。最为重要的，就是能从“英雄”（日本政治军事方面的代表）和“贤哲”（日本艺文学术方面的代表）两个向度看待日本，文武两道，缺一不可。这不是我的话，是周作人的总结。我的这本小书有些章节处理的是“战争文学”，事实上所取的就是“英雄”和“贤哲”并进的路径，尽管做得不够好。另外，“知日派”应该兼有“历史”眼光和“现实”关切。很多时候我们涉日的“问题提起”是很成“问题”的，讨论日本历史问题、中日关系史问题时缺乏现实上、理论上的痛痒之感驱动，因此缺少活性；而讨论现实现象，又缺乏历史的眼光，难以把握其中的演进线索，难以深入，进而形成洞见。当然这一切又受制于舆论环境，中国日本研究之难，常常是结构性的。我到东京大学访学的时候，藤井省三先生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你觉得过去一个世纪中国称得上是“日本通”的有哪些人？我想张老师刚才的话题大概是暗含这个意思……

张箭飞：我想引导你不得不谈，又不得不谨慎去谈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周作人。

王升远：哈哈，我听出来了。过去一个世纪，甚至直到今天为止，谈到中国的日本研究，周作人都是一个你无法绕过去的存在。我在几年前给恩师徐冰老师所写的书评《今天我们需要怎样的日本论》这篇文章中讨论了周作人“日本研究店”关门的事。是1936年6月16日，周作人发表了一篇文章（《日本管窥之四》），这是“七七事变”两个礼拜前的事。周作人在这篇文章中声明自己不懂日本，所以要结束自己的“日本管窥”，原因是“日本文化可谈，而日本的国民性终于是谜似的不可解，则许多切实的问题便无可谈，文化亦只清谈而已”。我在那篇文章中考察了一下，实际上周作人的挫败感在1936年10月时已经表现得很清晰了，他列举了日本人很多言行不一、表里不一之处，谴责了日本对中国残暴肮脏的侵略行为，并提出了前面我提到的“英雄”和“贤哲”两个理解日本的向度。类似的话，吉川幸次郎也跟他说过。1937年冬天，后来成为京都学派一代大家的吉川到北京见了周作人，周作人在谈话中又提到了日本的“不可理解”。吉川直接指出了他的症结所在，说如果你只关注平安时代、江户末期和明治的一部分文人，看到的就是日本“文”的一面，而非“武”的一面，可是在日本历史上，镰仓时期就是“武”的代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武兼顾的视角对我们今天理解日本，理解中国和日本思想文化上的本质差异，都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张箭飞：说到周作人，不管他是“文化汉奸”还是一个作家，他都是中国研究日本最优秀的代表。其实，中国植物学界也有一位“周作人”，陈焕镛先生，他是我国近代植物分类学的开拓者，中山大学颇具规模的植物标本馆就是他创建的。广州沦陷之后，为了保护珍贵的植物标本，他选择“依附”敌伪政府，和汪精卫也有来往，个中曲折和人事委屈在胡宗刚的《华南植物研究所早期史》这本书里有很详实的记叙。我曾和朋友有个争论，就是周作人为什么不能免于追责？光复之后，曾被傅斯年认定为附逆的陈先生后来经过多方辩护，洗脱了“汉奸”罪名。

我一直有个疑惑，难道是因为周作人在中国的文化影响力太大，而陈焕镛只在科学界内活动，所以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两种态度吗？日本人是如何看待中周作人的文化影响力？

王升远：张老师提到的陈焕镛，这个人物我不是很熟悉。但是类似的情况，在战争时期是可以想见的。为了保护一些人、一些财产或者文物之类而选择了委曲求全。在极端语境下天人交战的心态、在民族大义与现实处境之间的两难与犹疑值得我们用心去体察。在状况、语境中去把握人物的选择和心态，或许就是我们今天论述特殊时代、特殊人物之难，因为这项工作将触及到人性的幽微之处，说到底还是关于“人”的研究。日本人当然看重周作人在中国文化界、思想界的巨大影响力，他确实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这是无可争议的。一方面他在中国文化界影响巨大，举足轻重；另一方面，又是“知日派”中的第一人。

事实上周作人对被人扣到自己头上的这顶“亲日派”的帽子是很警惕的，1920年和1926年，他先后写了两篇关于“亲日派”的文章。在周作人看来，那些向日本卖国求荣之辈，不配叫“亲日派”，而只有真正了解日本文化价值、做着踏实研究的人才能叫“亲日派”。后来他将“亲日派”这顶帽子赠与了号称要翻译《源氏物语》的谢六逸。周作人后来的附逆是一个文学史公案，原委非常复杂，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去参考一下木山英雄先生写的《北京苦住庵记》，那里有比较详尽、可靠的论述，各位可以参考一下，我就不再班门弄斧了。至于周作人为什么不能逃避追责，这首先与周作人在沦陷时期政治界、文化界、思想界的地位及其巨大影响（当然是负面的）有关，他是众所瞩目的重镇。所以郭沫若说，如可赎兮，人百其身。当然周作人出狱后的一些待遇、处境等等，也有战后中国政治、文化环境的诸多因素在起作用吧。

张箭飞：升远君这本书里面有很多需要深挖的话题。因为要留一些时间给听众，我就问最后一个问题。既然是“文化殖民”，入侵者离开之后，也会留下一些印记。就说上海吧，上海人似乎对日本文化颇有好感，比较起来，北京人的好感并不那么明显，这又是为什么呢？

王升远：上海人和北京人，到底是谁对日本文化比较有好感，我想这还不能一概而论。 我想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北京，90后、00后一代对日的好感要远胜于50、60后一代吧。换句话说，代际差异可能要远胜于地域差异。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战后日本文学界的战争责任论争及其思想史位相”[18AWW003]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饶佳荣

Luc_M

ttyy1122 发表于 2019-4-1 13:18
武汉冲击世界湿地保护最高成就

武汉的自然环境保护越做越好，跟ZY的思路是一致的

ttyy1122

2018中国顶级医院百强榜发布，前十名北京上海各占3席

成都发布
2019-04-01 09:25   来源:澎湃新闻 问政

全国医院竞争力排行榜来啦！《2018中国医院竞争力·顶级医院100强》发布，排行榜显示，前10强医院分布于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杭州、成都5个城市。

寒蝉

天涯归处 发表于 2019-4-1 13:24
握个手吧 ，同个年代的飘过，印象中每晚9点左右，那时赶完作业就为了听评书

应该是18点30分

汐凉

ttyy1122 发表于 2019-4-1 14:17
2018中国顶级医院百强榜发布，前十名北京上海各占3席

成都发布

分布于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杭州、成都5个城市

5个城市。。。。

巴山楚仁

关于机场客流换季航班架次问题，如果每天看机场航班表的话，应该看出，这次换季，TH提升有限，远不如春运，具体而言，就是每天提升了十几二十班。HH提升幅度最大，在15%以上，有点类似TH1月的扩容。XZ感觉与换季前几乎没有区别，GQ也差不多没有多大变化，但LK提升不少。当然，这仅仅是31日与4月1日两天的状况。

TH目前遭遇一跑道大修的新瓶颈，按照机场的说法，要6月才完工，意味着4-6月期间，只能维持1月份的航班架次。可以肯定，4-6月TH机场每月可能只是215-225的客流量。但7月开始，由于一跑道大修完毕，TH起降硬件设施迅速恢复改善，加之夏季7-9月都属于客运旺季，还有考虑下半年军运会因素，TH7月开始，应该是230-250万的客流量。

至于所谓中部排名，由于一季度TH领先HH差不多四五十万，换季后航班架次每天也只落后一点，领先优势在4-6月期间自然有所缩小但依然存在，所以看全年TH依然会保持领先。换季后这两天，XZ这么低的航班架次，才有点意外，因为几乎没有增长。可以预见，今年中部三大机场客流会相对接近，但一季度的排名状况不会改变。TH今年打好基础，明年会继续升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