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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6-30 21:4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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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南面毗临温州，北邻苏南。在兼容“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的同时，利用计划单列和副省级的行政优势，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宁波模式”混合经济发展之路。
如今，被当地学者定义为混合经济发展的“宁波模式”又站在了新的起点上：不仅仅是因为杭州湾跨海大桥的飞架南北和北仑港重量级货轮的风光出航；当外资悄悄驶入这片民营经济的海洋时，新一轮的产权变革正在酝酿中。
未来，宁波如果要建立自己的城市经济体系，这过往20年的产权历史变迁最能说明问题在变革中学习，在学习中变革！
“死企活人”的产权变革
太平鸟投资集团的常务副总裁车小方在下海之前是宁波市体制改革委员会的主任，他说，“在展望宁波模式的未来之前，有必要回顾宁波经济在过去20多年所走过的独特路径”。
这其中有一条产权制度变迁的主线，“更值得注意的是：与浙江的其他城市相比，政府的‘无为’而治在宁波并不完全适用”。
从1979年6月宁波港正式对外开放始，这座港口之城在长三角南翼的经济中心地位就逐步确立。1979—1983年，全市乡镇企业产值以年均29.07%的速度递增。“乡镇企业的较早起步，极大地释放了农村生产力，成为以后乡镇工业异军突起的前奏。”曾任宁波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巡视员的储嘉康评价道。
1987年，国务院决定对宁波实行计划单列，赋予其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古之明州是宋代三大贸易港之一，“商通远国多，酿过东夷少”是宁波昔日商贸兴旺的写照。直到宁波计划单列市地位确立，港口工业的框架才逐步拉开。
“苏南模式”曾是宁波学习的楷模，宁波政府官员和乡镇企业家的“取经”之旅在20世纪80年代可谓前仆后继。“政府主导的‘跟进’策略在当时就体现得很明显。”储嘉康说。
到20世纪90年代初，以集体产权为主的乡镇企业在宁波工业中“五分天下有其四”。政府开始“放水养鱼”，对乡镇企业偷、漏税的情况“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重点企业还给予五年税收返还的鼓励扶持政策，“这些返还的钱被用在技术改造上。譬如服装制造业的杉杉和雅戈尔”。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宁波的乡镇企业开始转制，“这比苏南起码早了五年”。
当时的乡镇企业效益都很好，所以当年遇到的阻力可想而知。不少老干部打报告到中央反对改制，“说白了其实就是全面私有化，让乡镇企业的领导把厂子买下来”。储嘉康回忆说，“当时转让的价格是很低的，但我记得曾经有个领导说，苹果再好，不吃还是会烂掉”。
与此同时，宁波的个私经济也在迅猛跟进，那时摘掉“红帽子”的宁波乡镇企业事实上已成为宁波民营经济的主力军，只是名声不如温州的响亮罢了。
“与温州家庭作坊起步的个私经济相比，宁波民营经济因为乡镇企业的底子厚，发展质量上与前者不可同日而语。”车小方说，宁波民企的前身党政工团俱全，虽然有一定制约，但形成了早期相对规范的企业管理基础，和温州民企的“丐帮”出身大相径庭。
从1996年开始，宁波城市中的大型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开始转制。当时全国都在说“搞活”，宁波政府却提“死企活人”。
车小方强调：“不是搞活，而是先‘搞死’，置之死地而后生。”作为“抓大放小”工作中的“放小”组组长，车小方当年曾受到很多人举报，“说我任由国有资产流失”。
1996年地方体改委和财政局谈判，强调国有资产不流动就是流失，“与其等死不如先‘搞死’，这个‘搞死’的意思是进行彻底的产权改造，完成职工身份的转换”。
而集体和国有企业资产转让所得全部用于职工下岗的补偿，财政方面分文不取，多余的钱留给企业。“各个局变公司，局长变老板，一般竞争性行业全部民营化。”
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宁波的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安置容易得多。一方面是安置补偿费很高；另一方面，早在转制以前，很多职工都有第二职业。当年下岗职工“拿着手机、开着轿车”来领钱的比比皆是。“这得益于宁波当地民营经济的发达。下岗职工找舅舅、叔叔的企业，再就业容易得很。”如此，转制的阻力比想象中要小得多。
但改制并不是在所有时候都一帆风顺。比如，1996年浙江省委、省政府专门针对宁波发了文件，对改制表示质疑，有的县里很慌，改革推行受阻。但当年一些县区一级分管企业的县（区）长是改革非常坚定的支持者。他们对上面的答复是“文件精神不容易理解，需要反复学习领会”，以此顶住压力继续进行集体大企业的产权转让。
1996年改革之初，宁波民营经济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只有20%左右，集体和国有占80%；到1999年时，这个比例换了个位置。
“在宁波，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实际上是政府环境支持的结果，其中政策引导是非常有效的手段。”从事民营经济研究的宁波市发展计划委员会研究员鲁慧君说。
“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的混合兼容
来自宁波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全市2000年GDP贡献率达56%的工业经济中，单纯的公有制经济在规模以上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中占17.2%，单纯的私营经济占17.4%，而各种产权相互融合的股份制经济和中外合资经济则占大头，为65.4%。
在车小方的记忆里，1999年宁波市委、市政府的19号文《关于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决定》对宁波民营经济的进一步成长和混合经济模式的形成起到了基础性作用。执笔的车小方在初稿时写了两万多字，“实质上这个文件对于政府改革也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该干什么和不该干什么规定得很清楚”。
文件对民营经济的扶持力度在浙江前所未有。当年甚至有一些国有企业叫苦不迭，说民企捡了大便宜，对公有制经济不公平。
“市里领导对那些国企老总说，‘想公平也容易，你进行股份制改造啊，别不让民资外资进来’。”车说，一个意料不到的好结果是扶持民企发展的决定让公有制企业加快了自身改制的步伐，使之向多元化靠拢。
2004年宁波14家上市公司当中，只有海运集团和港务局下属的企业还算国企，“宁波所剩不多的国企中，除了电力、电信等要害部门，还未转制的企业也在悄悄进行多元化改造”。车小方说。
2006年由中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曾在杭州、温州引起不小争议，其中宁波的结构竞争力排名全国第一。“宁波的这种混合经济发展模式，符合十六大的文件精神，值得在全国推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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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6-30 21: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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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7-1 16:5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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