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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讨论很有价值,我很诚恳地向这贴、版里的各位大哥引入一个新的视角:”广州地安的祖辈,是以公贵为主。“
公贵(工人贵族)属于一个可以打出来,但不能深入探讨的词。百度百科的那个不是我所讨论的意思,但微博、B站上的东西也不对,所以大家可以找几个不同对齐方式的AI,用“前30年的工贵”为关键词,理清一下内涵和外延。
引入了这个视角可以解释很多事情:为什么他们寄托的基础建筑意象是苏式筒子楼,而不是更早的广州本地建筑,又不是更晚的广州本地建筑?为什么他们拿来反对广州广州塔的符号是50年代才出现的五羊石雕(五羊传说流传很久,但真正完全代指广州,越秀山上那个五只羊高低错落的形象,都是建国后的事情)?为什么他们的餐饮记忆都是建国后ZF重点培养的的餐厅,而非本身在民国时期很有名的、或者改开后很有名的?为什么广州的高中普及率和顶级高中的数量水平都不差的情况下,广州本地在一本放开之前的重本率在东部、中南地区的大部分省会城市(济南、南京、杭州、合肥、武汉、长沙、南昌、福州、广州、南宁这几个里比,仅仅比南宁、南昌、福州稍微好点,但人家985211比广州少很多)排名这么差?
凡此种种,都是这个逻辑。
广州始终是华南大区核心城市,一直都有工业基础,也有国有商贸基础,这里的工贵数量,很不少的,而且就是你们说的越秀/东山、海珠西部、老荔湾。
工贵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消失,几个工贵核心区域,河北、辽宁、吉林变成了互联网上大家天天说的”东北化“,或者董亚千和姬赓天天念叨的”河北师大附中,乒乓少年背向我“。
只不过他们工贵的消失有很显著的历史时点,有非常剧烈和痛苦的过程,所以极有代表性。而广州工贵的消失从80年代就开始了,一直延绵到现在,其痛苦程度不但稀释了很多,甚至还能在资源上倒流。
更重要的是,广州的工贵在漫长的消退过程中,遇上了宗族主义的合流,除了用”金风玉露一相逢“真的没啥可以形容的了,造成了这种qu人类学上极其特殊的地方特色。
旧改的直接阻力自然是违建、违章经营、不断叫高价的村民。但我在帖子里,很少会直接说他们这种行为,因为他们作为拆迁方的对手盘,为自己争取利益是天然的,可以预判的。他们甚至会为此付出过相当大的代价。这是跟香港的丁权一样,是打回来的,没啥好说。
但毫不相关的非村内地安在他们跟拆迁方的角力中损害自己的利益都要支持村民,本质上就是一种工贵的思路+宗族的行为,身份上的错位。
所以你说
被新广控场的广版所痛恨的老三区地安,他们祖上在几十年前也是打拼挣扎存活下来的优秀新广州市民,但过了一两代人、经过阶层滑落,最后还是变成了地安。
我的看法是:并不是如此。
那些打拼挣扎存活下来的优秀新广州市民很多要么游过了河变成了打拼挣扎存活下来的新香港市民,要么变成了打拼挣扎存活下来的新美国/欧洲人。
流行当地安的,真的不多。
如果从这个新的逻辑看这个问题,那么我觉得新地安并不会是太大的问题,因为工贵一去不复返。地安的基础——居住有老破小的老城区房子、读书有学位房、找工作有家里关系给找的小工作——规模也会越来越小。
另外我必须要说澄清一个事情:我并不觉得白鹅潭改得好,而是荔湾作为全市倒数第二(考虑到从化根本没打算发展,那就是倒数第一)的区,老荔湾怎么拆都没意义,所以他们白鹅潭对比起来已经很有意思了。荔湾的GDP是从化的差不多三倍,白鹅潭比从化最好的旧改项目好肯定不止三倍。
win。
越秀也一样,我设想过很多次“如果能在XXX之前改OOO项目”或者“当年投入的不是OOO项目,而是XXX项目”越秀是否现在会更好。结论是会好点,但有限。所以也对他们的旧改的水平没啥期待,随便整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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