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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京广线电气化改造前的的武汉枢纽
武汉铁路枢纽位于中国铁路网的中心地带,北距郑州铁路枢纽514公里,南距株洲铁路枢纽420公里,西距襄樊枢纽320公里,东距南昌铁路枢纽380公里,是中国中部最重要的铁路运输中心之一。长江与汉水在武汉交汇,使铁路与水运形成天然的水陆联运体系,交通四通八达,对全国以及湖北省、武汉市的SHZY经济建设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从1953年至1985年,武汉地区用于铁路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的投资累计5.29亿元。(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全部费资1.38亿元。)经过三十余年的持续建设,在电气化改造前,武汉铁路枢纽已发展成为衔接北京、广州、襄樊、九江四个方向的全国大型铁路枢纽之一。枢纽范围北起京广线滠口站,南至大花岭站,东起武大线何刘站,西抵汉丹线舵落口站,正线延长总长220公里,南北跨度54公里,东西宽度64.9公里。枢纽布局以武汉长江大桥为纽带,以4个编组站和2个一等客运站为核心,由3条铁路干线、6条铁路联络线以及枢纽内24个车站和武汉分局管内855条专用线纵横联结,形成结构完整、功能齐全的铁路网络。枢纽总图布局呈现南北各自成环的特点:长江南北各有一个闭合环路,各设一座大型客站(汉口、武昌)和一座编组站(江岸西、武昌南),并配有辅助编组站(江岸、武昌北),以长江为界形成相对独立的两大系统。为适应武钢扩建需要,1980年建成武昌东路厂联合编组站和南环铁路,进一步完善枢纽结构。
航拍1985年的武汉
在车站等级方面,枢纽内建有二等以上车站9个,包括江岸西、武昌南、江岸、汉口、武昌、武昌东、武昌北、汉阳、汉西;四等及以下车站15个,包括滠口、谌家矶、丹水池、复兴湾、玉带门、余家湾、大花岭、八大家、楠栂庙、何刘、沙湖、流芳、南湖、新墩、舵落口;另设汉丹所、武昌所、胡家山所、汉水桥所4个线路所,以及麟趾路所、利济路所、大东门所、小东门所4个乘降所。丹水池、玉带门、余家湾、谌家矶、舵落口、新墩、沙湖等7个车站及汉水桥线路所隶属武汉铁路分局汉阳车务段。二等以上的9个车站与汉阳车务段共同构成武汉铁路枢纽的主要组成部分。
在作业分工方面,江岸站、江岸西站和武昌南站属于全国铁路网络性质的编组站;武昌东站则是为武钢服务的工业编组站,四个编组站共同构成武汉铁路枢纽的列车编解能力。江岸西站位于枢纽北端京广干线入口处,与江岸站有联络线相通,主要解编京广线下行车流,同时处理汉丹线到达车流及地区小运转车流。武昌南站位于枢纽南端,主要解编京广线上行车流,同时处理武九线、武钢方向车流及地区小运转车流。武昌东路厂联合编组站位于枢纽东端,主要解编进出武钢的车流。由于京广线货流以下行为主,江岸西站规模相对最大,共有线路55条,其中编组线29条,并设蒸汽、内燃混合机务折返段。武昌南站共有线路37条,其中编组线22条,并设内燃机务段及车辆段。武昌东路厂联合编组站共有线路66条,其中铁路系统39条、钢厂系统27条,两套系统的编组线均为19条,并设蒸汽、内燃混合机务折返段。
武汉地区原由江岸站承担全部列车编组解体任务,1950年日均编解列车48列、1920辆。随着GJ经济发展和站场扩建,编解能力不断提高:1956年日均达58列、2272辆;1959年江岸西站建成后分担部分任务,江岸站编解量下降,1960年日均36.7列、1678辆,1965年达60.2列、2318.2辆。1968年江岸西站日均编解能力已达5323辆。1969年武昌南站投入使用,日均办理车数1532辆,1970年增至2531辆,1978、1979年分别达到4824辆和4318辆。1980年武东路厂联合编组站投产后,武昌南站日均办理车数降至4000辆。至1985年,江岸、江岸西、武昌南、武昌东四个编组站日均编解能力为384.3列、16329辆,其中解体185列、8030辆,编组199.3列、8299辆;实际日均办理车数19928辆,接车253列、发车287列。
汉口站和武昌站是枢纽内主要客运站。客运设备主要集中在武昌站。虽然汉口站也是主要客运站,但其自1902年建成后长期位于汉口闹市中心,受场地限制,虽经多次局部改扩建,条件始终未有根本改善。车站连正线在内仅3股道、两座站台,候车室仅800余平方米,是全国大城市中规模最小、条件最差的一等站。因此枢纽内客运业务主要集中在武昌站办理。(受客站硬件条件限制,1963年汉口站旅客发送量尚为武昌站2.1倍,到1971年旅客发送量第一次被武昌站超越)。武昌站除正线外有旅客列车到发线7股、车底存放线1股、四座站台、进出站地道各一条,并设有客车机务折返段和客车车底整备所,候车室面积约2000平方米,承担着武汉开往全国各地的始发终到客车任务,但条件仍较为紧张。
武北站和汉阳站为枢纽货运站,汉西站为主要零担货运站;江岸、汉阳、舵落口三个站承担水陆联运任务。汉阳站建有客货两场,是枢纽内承担货运量最大的车站之一,衔接19家企业共53条铁路专用线,总长39.9公里(不含港区),承担大量运输任务,仅19家专用线运量就达297万吨。汉阳站线路数量少且有效距离短,平均每日卸车296.8车、装车37.7车,年运量657万吨,其中水陆联运量360万吨,占汉阳站年运量的54.8%。
解放后,武汉铁路分局旅客发送量增长很快,1952年已达333.9万人,为1949年的4.32倍;1953年增至417.3万人;1958年达765.4万人,比1953年增长83.4%。在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武大铁路投入运营和铁道部门调整列车运行图后,旅客发送量剧增,1959年达1511.3万人,1961年达2525.6万人,1963年后,因贯彻调整方针,旅客发送量逐年下降。1966年“WG”开始后,大批串连的“HWB”拥乘列车,旅客发送量超过常规,焦枝铁路建成后,旅客发送量又有增加,1976年达1979.5万人,襄渝铁路通车后,1978年增发武昌至十堰的直快列车,旅客发送量继续增长,1979年达2172.1万人,1979年以后,执行改革、开放方针,旅客发送量逐年递增,1983年达2706.5万人,其间,武汉铁路枢纽各站客运量不断上升,1975年为809.91万人,1983年为1627.81万人,占全分局的60%以上。1984年4月1日起,武汉钢铁公司市郊通勤客车停开。1985年5月15日起,为使短途旅客流向公路运输,调高了100公里内的客票价格。
到1985年武汉枢纽旅客发送量下降到2119.9万人,仍是1949年的27倍。每日始发终到及通过旅客列车共43对,其中京广线22对、武大线3对、汉丹线17对、管内1对。货物发送量2319.9万吨,是1952年的25.3倍。技术装备方面,枢纽拥有牵引机车246台,其中国产内燃机车134台,成为牵引主力;客车车辆583台,全部为国产新型钢质客车;货车车辆年修量7494辆,为1952年的7.4倍,车辆载重均在60吨以上。全市客运总量3019.2万人,其中铁路1184.1万人,占39.2%;全市货物吞吐量8141.2万吨,其中铁路到发4147.8万吨,占50.9%;铁路运出1013.2万吨,占40.5%;铁路运入3134.6万吨,占55.6%。
1950~1985年武汉铁路分局旅客发送量和周转量统计表
武汉铁路客流一般分为直通(通过武汉地区)客流、武汉铁路分局管内客流和武汉市郊客流3种。
根据1970~1985年统计数字,武汉铁路直通客流量最高年份是1985年的400.7万人,占全年旅客发送量的18.9%,比70年代最高年份1979年发送旅客235.1万人多165.6万人,增长70.4%;比最低年份(自1970年长短客流分别记载)1970年的93万人多307.7万人,增长3.3倍。
管内客流量最高年份是1984年1813.9万人,占全年旅客发送量的76.5%,比70年代最高年份的1979年1230万人多583.9万人;比最低年份(自1970年记载)1974年897万人增加916.93万人。
市郊客流量最高年份是1978年808.1万人,占全年发送量的37.8%;最低年份是1985年43.6万人。
1963~1985年武汉铁路枢纽内各车站旅客发送量统计表
1984年以后,武汉铁路客流有明显变化:
一是管内客流量下降。1985年比1984年减少138.3万人,下降7.6%,百公里内的短途客流量下降40%。这年5月份起,实行铁路、公路分流。邻近城市的公路客运班次增加。1985年客运汽车辆数由1984年的303辆增至423辆,开行班次由284次增至363次。同年5月调增铁路短途客票价,与公路汽车客票价相近或略高,短途旅客逐渐趋向公路。实行以上措施便于腾出部分铁路运力用于铁路长途运输。
二是直通客流量上升。1984年比1983年增长20%,1985年比1984年增长22.7%。王群SJ成功争取武汉市经济计划单列后,贯彻“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政策,加强了横向经济联系,扩大了业务往来和物资交流,一些全国性大型会议在武汉召开,团体旅客增多,来汉经商、访问及旅游的人数亦呈上升趋势,使直通客流量1985年达到400.7万人,比1984年增多74万人。
三是市郊客流量下降。1984年4月停开了武钢市郊旅客列车,市郊列车客票也在短途客票增调价格之列,因而对市郊客流起了节制作用。
武汉铁路分局旅客流量流向占总发送量比重表
结语|从扩张到隐忧:武汉枢纽走向临界点
1958 年长江大桥贯通后,武汉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拥有了一个完整的铁路枢纽框架。此后近三十年,武汉铁路枢纽在GJ工业化浪潮中不断膨胀:武钢的崛起让武汉成为全国最重要的重载货流中心;汉丹、武大等干线让武汉的辐射范围成倍扩大;江岸西、武昌南、武东路厂联合站、南环线等工程陆续建成,枢纽规模得到扩张。
从表面看,20世纪80年代的武汉枢纽已经足够庞大。但越是庞大,越显脆弱。随着工业体系全面铺开,武汉枢纽的结构性矛盾也在同步累积:只有一座长江大桥,南北环线被迫“单点汇合”;客货混行,任何一个节点出问题都会牵一发动全身;编组站南北对拉,组织效率被结构本身限制;小运转列车暴涨,能力被大量消耗;城市扩张挤压铁路空间,站场无地可退;铁路管理权限反复摇摆,枢纽缺乏长期自主管辖的稳定性。
武汉枢纽在 1958–1985 的三十年里,像一个被工业化时代推着奔跑的巨人:身体越来越大,但骨架没有同步强化。它能跑,但跑得越来越吃力;也能勉力支撑,但撑得越来越勉强。
到 1985 年,武汉枢纽已经走到一个临界点,业务量远超设计,能力逼近极限,矛盾全面浮现,但没有条件进行系统性重建。它像一座看似完整、实则摇晃的桥梁,随时可能在下一次运量增长中被压垮。
而真正的挑战,是即将到来的——京广线电气化时代。那将是武汉铁路枢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冲击”,也是迫使武汉走向枢纽全面重建的关键节点。
下一篇,我们将看到:电气化如何让武汉枢纽的矛盾全面爆发,为什么汉口站必须外迁,为什么武昌站必须技改,为什么长江大桥成为全国铁路的“瓶颈”,为什么武汉必须拥有第二条过江通道。
武汉枢纽的故事,将从“隐忧”进入“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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