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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5-25 23:3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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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彦波 推起一座城市的文化高度
文/墨 西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编者按】2008年2月,耿彦波调任大同市长,2013年2月,耿彦波调离大同。随着耿彦波的离任,大同五年发展的功过是非再度成为民众和舆论评述的焦点。本刊特发此文,以期能够在众说纷纭中,以更为开阔的视角和更为深刻的论述对耿彦波主政大同五年的实践给予梳理和探讨。文章写成之时,耿彦波尚未离开大同。
过去五年,媒体的关注须臾未曾从大同市长耿彦波身上淡去,在合力传递出一幅“兵家气象 儒者风骨”的文化型官员形象之后,已经几近“天下谁人不识君”的影响。坊间的口口相传,则继续保持着素朴生动的活力,最新增加的评判,说他是“大同历史五百年来第一人”,是夸大其辞还是实至名归都暂且不论,可以肯定的是,相比较于五年前,市民对新市长的规划普遍缺乏基本的认知和想象能力,五年之后,他们已经能够在逐渐变得清晰可触的城市愿景中,找到各自的评判依据。
引经据典的学养,夙兴夜寐的勤勉,雷厉风行的果断,耿彦波的人格魅力自然不容置疑,但是对市长的考量,除了浮光掠影的描述之外,终究还应落实到更为具体的城市治理之中。耿彦波在讲话中曾经坦言初来大同时有过如此自问:“喂,老头子,你来大同能干什么呢?”,五年之后,或许不失为一个可以停下来反观回顾的节点。从空间意义上对城市规划的布局,到时间脉络中对城市命运的探寻,耿彦波是否有带领这座城市逐渐走出僵局和困境?大同的城市主体性和优势是否有渐渐清晰?城市转型过程中的壁垒他如何化解?“一轴双城”的规划究竟是理想性解决方案还是暂时的权宜之计?他做出一系列决策的视野和襟怀又是在哪里?
即使大同变化之大任谁都无法假装看不见,我们仍需平心静气,来检点耿彦波五年时间对这座城市的作用和影响。认真建造城市和认真建造废墟的人都有雄心壮志,暴虎冯河的血气之勇与深谋远虑后的斩钉截铁看上去也没有太大分别,我们当然相信每个城市的领导者都有好的初衷和诚意,但是结果的有效与否才应该是衡量的唯一标准,毕竟城市规划不是建在海滩上的沙雕,可以由涨潮海水轻巧地抹平,再重新来过。规划者每一个或大或小的举措,都关乎到普通人的生息,他洒下的是什么样的种子,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实。
安顿城市记忆
城市规划,是要建立专属于这片土地的法则,因此,对城市本源性的追问便显得尤为关键:这座城市的文脉来自哪里?迥异于地图上其他一座城市的特色在什么地方?看上去颇为常识性的追问,却可以成为阻止城市建设盲目攀比的有效途径。遗憾的是,常识的匮乏,或者是文化自信心的短缺,终究还是导致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对西方化的“亦步亦趋”,画虎不成又反类犬。
那么,大同何以成为大同?
耿彦波选择了与大同的直面相对,中间不隔层层汇报的官员,也不隔堆积如山的材料。履新第五天,大年初一,新市长独自翻城墙、进民居,发现了古城内保存完好的里坊结构,步测目量了一大批历史遗存的现状。自此五年,耿彦波大部分时间都在现场办公解决问题。他与北魏时期的云冈大佛相遇,与中国最大的辽金建筑群善化寺、华严寺相遇,与中国仅存的元代关帝庙、法华寺相遇,与北魏修建明代增筑的古城墙相遇,他与住在棚户区里的老人相遇,与担煤生火取暖的中年人相遇,与小巷中结冰打滑的泔水、风一吹漫天飞舞的垃圾相遇,与各式各样违规建筑、盘根错节的既定利益格局相遇。他知道这座城市有骄傲的地方、显赫的地方,也有疼痛的地方、创伤的地方、跌跌撞撞的地方。该怎样擦亮蒙尘的珍宝,怎样安置今人与古人的关系,让被遗忘的得到尊重,受到伤害的得到抚慰,失去希望的看到希望?
在城市基本框架的布局中,上个世纪50年代梁思成、陈占祥先生提出的“梁陈方案”成为耿彦波大同规划的借镜之处,遵循其将保护古城和发展新城的矛盾放在两个空间来解决的基本精神,耿彦波决定以御河为轴线,西边完整修复古城,东边建设新区,此之谓大同的“一轴双城”规划。
评判耿彦波在大同修复古城的规划,必须要置于整座城市的地域背景中,才能够谈得明白。大同地处塞北,位于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交界地带,这样的空间特征决定了整座城市难逃烽火绵延的命运,也有各民族杂居相处的和谐。赵武灵王于此处令群臣学习胡服骑射;北魏鲜卑族则仰慕汉风,在此实行汉化改革,渴望通过郁郁斯文化被天下;明清时期,大同成为北中国的军事重镇和商贸中心,不同文化在此碰撞和交融之后又伴随马蹄驼铃向西向东。概而观之,大同2300多年的城市记忆,既有对中州正韵的念兹在兹,又有对异域风情的耳濡目染,大同的因缘殊胜,有凭证有底气。
因此,耿彦波修复古城的决策并非无中生有,大同的历史值得主政者认真对待。可加以佐证的是,在1982年国务院公布的首批24座历史文化名城中,大同名列其间。照料祖先留下来的遗产是后世子孙的份内之事,城市历史记忆更是百姓血脉相传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的根源,外人自然可以质疑耿彦波对古城墙、华严寺、文庙等一系列历史建筑进行修复的必要性,但只有大同人知道古城墙对大同的尊严和荣誉意味着什么,只有大同人保存世世代代在永泰街上鼓楼下漫步的记忆,只有大同人更能明白文庙中“斯文在兹”的渴望,更珍惜华严寺里佛像历经千余年的守护。被损毁和被修葺本来就是古建筑古文物在大历史长河中的命运常态,但是外界何以处处容不下修复古城的举措,动辄便是舆论不分青红皂白的来势汹汹?
修复古城引发的争议怕是当事人始料未及,五年时间,一有国内关乎古城建设的风吹草动,大同便被拿来做类比。具体来看,耿彦波需要承担的过错有两方面:急功近利、文物造假。这些质疑,验证的究竟是旁观者的明察秋毫?还是舆论对古城土木工程的普遍焦虑?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如果要论证过错成立与否,逻辑上首先需要厘清的问题是:古城的修复得到了什么样的功利?造假的文物,又是假在哪里?
从短期来看,修复古城的实践使濒危的历史遗迹得到了保护:修缮之前的古城墙土坯经年累月裸露在外,风吹日晒伤痕累累,墙体断断续续残缺不全;如今,古城墙的修复工程已经接近尾声,完整竣工后将绵延7.2公里,墙表包青砖,大同古城墙素以高耸险峻著称,现在瓮城、月城、角楼、望楼等已按照史料重现。修缮之前的文庙已大部分损毁,仅存大成殿茕茕孑立,还被借作库房用,修缮之后,泮池、尊经阁、明伦堂等已按照史料一一重现,先师孔子雕像温良恭谨立于堂前。修缮之前的代王府劫后余生,仅存目前国内最大的九龙照壁,杂处于众多商铺民居中间破败蒙尘,府内琉璃、陶瓷、石雕等构件散落各处,修缮之后,琉璃、陶瓷、石雕等构件被镶嵌原位,明代王朱桂的“天下第一王府”将缓缓巍峨重现。修缮之前的华严寺,生存空间遭遇种种挤压和侵占,与周边环境格格不入,修缮之后,寺前广场营造庄严礼佛氛围,“海内孤品”华严寺重新得到善待和尊重。
从长期来看,经过修复的历史遗存将继续伫立于古城内,不至于后世子孙捧着历史课本无迹可寻。
文物造假的质疑,主要指向大同古城修复中遵循的“修旧如旧”,依据是《威尼斯宪章》中要求“缺失部分的修补必须区别于原作”。修旧如旧并非耿彦波独创,其来有自。1955年梁思成先生根据中国建筑的群体特征,提出异于宪章中“可识别原则”的“修旧如旧 浑然一体”。修旧如旧激起论争和怀疑并不意外,耿彦波屡屡引述梁思成先生为大同古城修复正名也在情理之中,问题是讨论或局限于技术层面的效果耿耿于怀,比如今人是否有可能建得好过古人,或含混于道德层面的审判莫衷一是,比如今人修旧如旧算不算蒙骗后人,就好像还有另外的道路可以选。“修旧如旧”不是一个轻松的方案,但是在当代建筑风格已经同传统建筑风格一刀两断之后,除了以“修旧如旧”的方式照料留存下来的历史建筑遗迹之外,再没有道路可以选。
中国古代建筑多为砖木结构,容易因年久失修而坍塌损毁,而留存在古建筑中脆弱的历史信息,如果没有薪火相传的守护,也很难继续传递下去。要不要修旧如旧无需置疑,但是在修复过程中始终需要追问的是,我们到底在这些古建筑的代际传承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注入的是什么样的信仰,是恭敬谨慎还是肆意妄为?后人能从中读到的,是我们的真诚和专业,还是我们的浮躁和敷衍?
耿彦波熟诵《论语》,为政之余手不释卷。儒家素以承传文脉自任,对于一位深受儒家传统文化浸染的官员来说,修复古城是急功近利和文物造假的观点未免太看轻他的襟怀和用心。如果仅仅是急功近利和文物造假的政绩工程,耿彦波何须要求必定在充分考据历史资料基础上进行审慎论证?何须严格遵循“原材料、原结构、原形制、原工艺”的原则?何须长时间呆在古建筑修复现场锱铢必较?何须因过度操劳以致体力不支?这未免太不值。更何况历史遗存修复的功德和福报哪里是在今日,根本要在更长远的时间段内才能看得清楚。
耿彦波的专业,在于他能够清清楚楚说得明白大同的古城修复为什么要这样而非那样,为什么要实行整体保护而非单体留存,为什么要跳出古城发展新城而非在原地拆毁重建,为什么这些古迹是珍宝而非沉重的负担,为什么要坚持留下遗产而非留下遗憾。大同既然有幸多得一份历史的馈赠,市长更应多担一份传承文化的责任,舆论既然对文物修复工程多一份恐慌,耿彦波更有对文化遗产多一份珍重。回视五年的古城修复工作,其实是五年的明其道不计其功。2011年6月,在接受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杰出人物颁奖时,耿彦波有过这样的表述:文化遗产的崇高、典雅,给了我理想的养分、精神的能量、文明的情愫、希望的支点。大规模的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滋养、丰富、提升和成就了我,使我深刻感悟到中华文化的神圣和伟大。保护文化遗产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崇高使命,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一代一代地奋斗和传承。
姑且不论在历史遗迹保护中耿彦波承担的传承责任,也不论因古文物保护引发市民荣誉感和归属感的苏醒,单是对大同古建筑悉心的守护和修缮,耿彦波已经算功不唐捐。从目前来看,整座古城的修复工作已经完成五分之四,古城肌理延续唐代棋盘式里坊结构,阡陌交通;古城民居保存明清四合院风貌,门楼砖雕精巧细致;古城天际线由主体古建筑与四合院民居连绵而成,错落有致,古城墙、华严寺、善化寺、鼓楼、纯阳宫、文庙、帝君庙、法华寺等昔日饱经创伤残缺不全的家底,经过完整修复之后,虽未至回到昔日平城或者西京的繁华,但已经足以借此辨认出大同的特别之处,中国古建筑博物馆的美誉并非只是徒具虚名。换到精神存在的角度,历史不是凌空虚蹈的存在,人们的缅怀和追忆都需要凭证,大同古城逐渐修复的过程,也是耿彦波试图安顿整座城市记忆的过程。要他心里有传统文化的浸染,才能懂得溯源来处,也要他真心敬重古城的往昔,才会尽力唤醒人们对历史的记忆。这些是真正在这座城市里发生和存在的经历,不可以被割舍和遗忘。
清晰城市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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