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旧事】1932年，中华民国定洛阳为行都，时隔多年让我们一起回忆这段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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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1945年8月15日是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日子。鲜为人知的是，在中华民族遭受欺凌的岁月，洛阳曾举一城之力，成为中国抗战史上一个重要支点。1932年1月30日，国民政府迁都洛阳，同年12月1日回迁南京，行都岁月历时10个月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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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月30日，南京下关江边码头。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身着长袍短褂，披黑色斗篷，头戴西洋礼帽，胸前白髯随风飘动。林森周围，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政要或着戎装，或穿长袍，均表情严肃，步履匆匆。(如上图)

江面上停靠着一艘艘船只，船只会把他们送至铁路专列，直赴行都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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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兵临城下】国民政府仓皇迁都

这是《中华民国历史图片档案》中的一张照片。就在照片拍摄两天前，日军突然对上海发起进攻，“一·二八”事变爆发。数艘日本军舰徘徊在南京下关江面，直接威胁到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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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临城下，国民政府一日之内决定迁都。然而，迁到哪里才最合适？

北平、武汉、西安、重庆、洛阳，都是候选城市。当时东三省已落入日军虎口，北平唇亡齿寒；武汉紧临长江，日舰进攻如探囊取物；西安倒是个理想之地，然而彼时陇海铁路还未修到那里，交通不便；重庆正处于军阀混战之中，国民政府的统治势力还未深入。几经讨论，古都洛阳进入大家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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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地处中原腹地，易守难攻，地理位置优越。且经过吴佩孚、冯玉祥等人的大力开发，洛阳修有兵营，通了铁路，建了机场，交通便利，即便来日日军打到这里，再迁西安也不迟。于是，下关江边，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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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月31日的《中央日报》，以《国府移驻洛阳办公》为大标题报道了此消息，为了堵住“政府临阵脱逃”的悠悠之口，该报道重点指出迁都是为了“完全自由行使职权，望军政长官同心协力各尽所职，全国民众需勇毅沉着共赴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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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虽凿凿，毕竟走得仓皇。连国民政府的重要文件都未来得及整理装箱，只用大麻袋一装捆住，如同草料般堆在火车上运往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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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因陋就简】洛阳担起抗战大任

南京开往洛阳的专列上，国民政府与下设各部门1000余人先后到达洛阳。南京仅留下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维持军事、治安，外交部部长罗文干主持外交，实业部部长陈公博和京沪卫戍司令陈铭枢等处理相关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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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是来了，安顿下来却不那么容易。洛阳虽为十三朝古都，但最末一个在此定都的后晋也已是千年前的事情了。此时的洛阳已丧失了“帝都”的硬件，面对忽然涌入的大批政要，有些“消化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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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各个部门、大批人员无处安插。洛阳没有像样的政府办公楼，吴佩孚留下的西工兵营和地方的学校、寺庙、图书馆等，成了政府的临时办公地。声名显赫的政府要员找不到官邸，只能暂时委身洛阳各个旅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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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9岁的市二十四中退休教师章保兴，是民国年间洛阳大金台旅社老板章宪尧的儿子。大金台旅社位于原瀍河回族区东新安街西段，是当时洛阳最高档的旅社之一，国民政府迁洛期间此处迎来不少党政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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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父亲和店里的老伙计讲，当时大金台门口一直有宪兵站岗，‘大官’们陆陆续续地一直住到年底。”章保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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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今老城区青年宫一带的洛阳老城府衙，一跃升格为国民政府驻地；原吴佩孚的“天”字一号院(今市政府家属院内)，成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住所；国民党中央党部驻扎在西工兵营司令部(原橡胶厂家属院东北)；蒋介石及中央军事委员会驻扎在省立第四师范(原洛阳一中院内)；汪精卫和行政院驻河洛图书馆(在东北隅老北营旧址)和洛阳农校(今农校街小学)，考试院驻周公庙，监察院驻南关贴廓巷庄家大院，司法院驻地方法院(原老城和平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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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要员的涌入，使洛阳城内一时间物资匮乏、物价飞涨，电力、汽车、餐饮等设施也满足不了“革命新贵”们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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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行都十月】长期抗战意义深远

身在行都洛阳，首都南京与经济中心上海的安危仍是国民政府最记挂的。1932年2月10日，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通电全国，请求援助抗日，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等立刻聚首徐州，研讨抗日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