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创30年的辉煌——深圳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先进城市的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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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圳可以构建大型产业综合体的基础条件

过去 30 年深圳是我国改革开放先行区，目前已发展成为全国经济中 心城市之一，与中国国内城市规模相比，具有发展大型产业综合体的经 济实力与产业基础。

从总体经济实力看，深圳 2009 年人均 GDP 达 1.36 万美元，位于全 国首位，已超过中上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水平。根据《珠江三角洲地区改 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 至 2020 年）》，深圳人均 GDP  到 2020 年要达到20 万元左右，2020  年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要比 2012 年再翻一番。实 现上述战略规划目标毫无疑问需要深圳做大做强产业规模，在现有产业 规模的基础上再实现翻两番。如果规划目标得以实现，那么深圳在 2020年前将很快步入发达经济体水平，越来越具备构建起世界级的产业综合体的经济实力。

从产业发展基础看，深圳从“三来一补”为主要形式的外向型传统 产业起步，迄今已形成以传统领域保税制造为基础、高新技术产业蓬勃 发展、战略新兴产业蓄势待发的开放型产业体系，产品营销由香港、美 日欧等发达地区拓展至东盟、非洲、巴西等新兴市场。在科技创新领域， 自主创新链条良性循环，2009 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占 GDP 的比重达 3.62%， 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领军型创新企业大量涌现，全市累计认定国家级 高新技术企业 1044 家。在产业服务领域，区域性金融中心、区域性物流 中心、国际会展中心地位日益巩固。

未来 30 年，深圳将肩负起中国发展成为世界强国的先行者与探路者 重任，需要承担起全国城市化率全面提升的责任。对此，深圳所要构建 的大型产业综合体应具有两项基本能力：一是参与国际产业链的垂直分 工，满足全球范围内的传统产业发展需求，也包括满足国内劳动力流入 深圳而产生的传统产品与服务需求，进一步提升优势传统产业的竞争力 和辐射力；二是加入国际产业链的水平竞争。从全球范围看，后金融危 机时代的发达国家将主要依靠科技创新与培育新兴产业来提振经济，进 而实现复苏和更大发展，以美日欧等发达国家为带动的全球新兴产业、 特别是低碳、信息、生物等新科技产业、预计会呈现“起步、提速、大 发展”的态势。作为中国的先进城市和创新型城市，深圳需要与发达经 济体展开同一起跑线上的竞争，加入引领产业发展最新动态的队伍，在 技术创新和新产业发展上发挥引领示范作用，构建起科学的产业体系， 这是时代赋予深圳的战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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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来 30 年深圳构建大型产业综合体的思路

毫无疑问，深圳要发展高新科技和高新产业，要发展研发、鼓励创 新。但是中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是 70%以上的劳动力只受过中学以下的 教育，科技创新体制相对落后。深圳有较为优越的条件吸引更多的人才，科技创新体制较为领先，今后也应继续在这一领域努力。但是，人口的教育素质提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全国主要城市也都在努力吸引人才，最终深圳也很难很快突破现有人才的瓶颈。 从市场需要的角度看，全球金融泡沫破裂、金融危机暴发之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放慢，未来世界市场的新增需求量  80%将主要是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包括新兴中产阶级住房、汽车等 消费需求和城市化进程中的基础设施建设形成的投资需求。而这些新增 需求基本上都属于传统需求，也就是对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产品需求。 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等发达国家也开始采取回归制造业和传统产业等实 体经济的增长战略。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就更要从现实出发，一 方面继续发展现在仍有竞争力的传统产业，从中要规模、要增长、要就 业、要税收、要效益；另一方面深圳也要树立远大目标，积极发展有利 于科技创新的市场体制，利用有限财力，扶持高新科技产业的发展，培 育新的增长点。

产业结构优化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服务业比重并非越大越好，产业 等级并非越高越好，技术水平并非越尖端越好。因此，深圳产业结构优 化调整的方向应该是形成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和传统优势产业共 同发展、相辅相承的格局。从城市产业结构发展趋势看，深圳的现代服 务业所占比重一定会逐步提升，并演变成为深圳产业的主体。但从深圳 的区位分工看，其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产业结构的演进将是一个长期过 程，将受制于香港和广州的城市产业定位，深圳只能通过自身制造业产 业链的延伸去创造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机遇。因此，深圳的产业发展需要 避免盲目“单腿跳”，尽可能“双腿跑”，采取消长平衡、步步为营的 稳妥策略，构建“五体并重”的战略：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并重、研发 设计与加工制造并重、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并重、现代服务与先进制造 业并重、都市产业与郊区生产并重，以此作为未来 30 年深圳构建起的具 有特色的开放型产业体系，形成世界级的大型产业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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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业结构策略

根据未来 30 年深圳产业发展与升级的总体思路，产业结构发展与升级的策略如下：

1、坚持深圳模式，坚持招商引资，做大做强以临港加工为主的制造 产业体系，发展壮大电气机械及器材、黄金珠宝、印刷包装、服装、钟 表、家具、自行车等传统特色工业，适时发展有潜力的传统行业，同时 利用先进技术推动产能和工艺升级7，发展循环经济，力争通过全球制造 基地的供应优势，提升传统产品全球营销的议价能力。

ϖ  本领域产业发展主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政府主要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改 造、建立全球品牌、企业走出去等方面给予引导和扶持。

2、借鉴日本模式，利用科技创新，推动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 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转型，力争占据全球产业价值链高端，通过技 术优势提高产业的全球发展空间。选择深圳高新技术产业优势领域的前 沿技术和有巨大产业化前景的新兴技术，在超级计算机、海量存储、信 息安全、射频识别、基因工程、细胞治疗、平板显示、新型电池材料、 纳米材料、节能技术、半导体技术、资源与环境等前沿技术领域，大力 开展科技自主创新与技术储备，推动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 源、先进装备制造等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壮大。

ϖ  本领域产业发展需要均衡发展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其中，政府在基础科技 创新投入、服务平台搭建和新产业起步培育（如政府采购）上提供引导与 扶持，其中重点推动以华为、中兴通讯、比亚迪等龙头企业加快行业关键 技术与先进适用技术创新。其他领域可由市场机制推动发展。

3、借鉴香港模式，依托综合实力，通过多种途径发展现代服务业， 逐步向服务型城市升级，巩固国际化先进城市地位。顺应产业转移趋势， 通过多种异地建园模式，将生产效率相对较低、行业带动相对较弱、本 地市场相对饱和、能耗水耗相对较高行业的生产环节有序转移，实现“总部-生产基地”发展模式，提高深圳产业的辐射能力。同时淘汰国家重点调控的落后产能，增创城市产业发展空间。 在现代服务业发展领域，加快发展海洋/航空运输、海空港口物流、集装箱运输、第四方物流、海关特殊监管区等在内的城市保税物流体系，大力发展银行、保险、证券、期货、信托、创业投资等金融服务业，大 力培育国际化会展主体，开拓会展市场，推动商务投资、旅游、劳动力、 科技、文化等综合性服务业发展。

ϖ  本领域产业发展需要均衡发展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其中，政府在引导产业转移、淘汰落后产能、引进著名服务企业、引进服务链高端环节、打造国 际化服务品牌等领域给予引导和扶持，其他领域由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推 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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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业布局策略

为了构建多元化产业体系，加快形成世界级的大型产业综合体，需 要按照“两个产业圈层”有序推动产业的合理布局，即“深圳内核产业 圈层”和“深莞惠合作产业圈层”。

“深圳内核产业圈层”未来要特别注重构建自身发达的制造业体系， 形成与香港产业差异化发展的特征，加强政府规划引导，形成完善的“一 带四区九基地”的工业发展布局，以高新技术产业带为核心，大力建设 完善四大主体功能区，包括以市高新区、大学城片区为核心的南部科技 研发核心主体功能区，以光明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为核心的西部高新技术 产业主体功能区、以龙华、观澜为核心的中部高新技术产业主体功能区， 以及以宝龙-碧岭-大工业区为核心的东部先进制造业主体功能区。推动 钟表、内衣、模具、服装、家电、家具、自行车、黄金珠宝、汽车电子 等九大产业集聚基地加速发展，构筑更为科学有效的产业生态系统。

“深莞惠合作产业圈层”的发展要充分借鉴东京湾经济圈的产业布 局经验，形成以深圳为产业布局的内核、沿深圳湾的珠江东岸向两翼延 伸的特大城市制造业产业带，建设成为南中国区域的经济和产业中心。

深圳除了培育发达的现代服务业体系，还要强化自身制造业能力，形成自身庞大的工业体系和制造业规模，并与东莞和惠州构建“沿江”、“沿 海”两大工业走廊，培育多个工业重镇，共同发展成为世界级的制造业 基地。通过产业分工协作，使深圳与东莞、惠州在服务业与制造业间、 在轻工业和重工业间、在产业链分工上形成相互依存和共同促进的产业协作关系，共同形成超大规模的产业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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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论三：顺应大势，体制创新，率先推动农民渐进市民化的进程

摘要：“农民市民化”是中国城市化的大趋势，率先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淡化户籍观念，实施常住人口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深圳必须采取的发展战略。 通过农民工市民化的途径，降低人口的流动性，提高劳动力素质，促进来深建 设者尤其是农民工的消费心理、消费观念、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改变，拉动消 费增长，同时也降低社会管理成本。相关建议包括：第一，淡化户籍制度，强 化常住人口概念，逐步完善居住证的动态管理制度，丰富居住证记录的信息， 制定享受公共服务与居住证信息挂钩的政策措施，将常住人口全部纳入日常管 理和服务范畴，统筹制定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政策。第二，鼓励企业积极开展 员工培训，加大农民工职业培训的力度，帮助来深建设者提高在城市生活的技 能，以适应深圳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需要。第三，通过城中村、旧小区为来 深建设者提供廉价住房，大力发展社区及各类社会组织，帮助来深建设者融入 城市生活。


“农民市民化”是中国城市化的大趋势，作为改革开放先行区的深 圳，应该率先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为中国城市化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虽然人口流动已经越来越来常态化，但通常 来说，我国大多数城市的人口结构中，仍然还是户籍人口比例远高于非 户籍人口比例，即便是一些外迁人口较多的城市也是如此。比如，截止2009 年底，北京外来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为 29%，上海外来人口占常 住人口的比例约为 28%，天津外来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接近 22%，这些 城市的非户籍人口比例均在 20%～30%左右。而深圳却是个例外，其非户 籍劳动人口与户籍人口比例倒挂的特征非常明 显。在  2009  年年末 891.23  万 人的常住人口中，户籍人口为  241.45  万人，非户籍人口 649.78 万人，非户籍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高达72.9%；如果按照 1400 多万人的实际管理人口计算，非户籍人口比例高达  82.8%。而且，其中的外来人口流动性比较大，根据  2007 年深圳市委市政府重大调研课题的调研数据，2007 年深圳非户籍劳动者中，居深时间在  2 年以下的占59.4%，3 年以下占 80.8%，在深工作 10 年以上的仅占 4.56%。农民工 的高流动性在降低劳动力成本的同时，也导致劳动力素质难以不断提高， 不能满足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需要，并且极易引发各种利益冲突，对社 会稳定造成负面影响。因此，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对深圳经济社会 发展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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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农民工市民化能够促进其安居乐业，有利于拉动深圳本地的 消费增长。投资、消费、净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要素，近年来， 高投资率和贸易顺差拉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消费不足成为经济发展的 软肋。目前深圳的外贸依存度非常高，净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很难再 有较大的提升，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主要依靠内需拉动。通过实施农民 工市民化，促进来深建设者在深圳安居乐业以拉动消费增长，推动消费 结构升级，不失为刺激经济持续增长、扭转社会失衡的一个重要手段。 在现有的人口管理政策下，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来深建设者更多的是把深 圳当作打工的地方，而家人及其家庭的消费并不在深圳，因此，这些来 深建设者会把大部分收入寄回老家，供家眷在老家消费，从而制约其在 深圳的消费。通过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工作，促进来深建设者转变为城市 居民。随着消费环境的改变，潜移默化地受城市生活方式的影响，这部 分群体的消费心理、消费观念、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将会发生相应的变 化。不仅物质生活内容发生改变、生活质量得到提高，而且还会对诸如 时尚消费、文化消费等精神产品产生更多的消费需求。不仅能够促进消 费总量的提高，把潜在的消费需求转化为现实的购买力，而且还将带动 消费结构与消费层次的升级，促进旅游、教育、文化、娱乐、艺术等非 物质性产业的发展。

其次，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有助于提升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在劳 动力流动性较高的背景下，企业不愿开展员工技能培训，不利于劳动力 素质的不断提高。农民工市民化以后，通过发展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

不断提高常住劳动力素质，满足产业升级与转型对劳动力的需求，形成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最后，农民工市民化有助于降低社会管理成本。人口流动性过高，难以及时掌握人口变动信息，不利于有效制定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相关政策，容易引发社会矛盾，加大社会管理的压力。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进程，将常住人口全部纳入日常管理和服务范畴，统筹制定公共服务和 社会管理政策，减少社会矛盾，以降低社会管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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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我们的建议如下： 第一，淡化户籍制度，强化常住人口概念，统筹制定常住人口的公共服务政策，推动常住人口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完善居住证的动态管理制度，丰富居住证记录的信息，制定享受公共服务与居住证信息挂钩 的政策措施，使得常住农民工能更多享受政府的公共服务，增加来深建 设者对于深圳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具体来说，保持户籍人口的现有人均 公共品供给水平基本稳定，将有限的资源向非户籍常住人口倾斜，以一 种与农民工较低的收入相适应的标准向较大量的常住非户籍人口提供部 分公共品（比如先从社保和子女教育、职业培训入手，逐步增加医疗服 务、就业保障和住房保障），积极稳妥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渐进进程， 既从现实财力出发，又顺应城市化的大势所趋。

第二，加大对来深建设者尤其是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力度。在深圳市 发展过程中，除了高新技术产业之外，还有大量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业， 因而也聚集了大量的低水平文化素质的生产线操作工人。深圳的产业结 构使得来深建设者具有年轻、文化素质偏低的特点。因此，政府应鼓励 企业积极开展员工培训，加大对来深建设者职业培训的力度，帮助来深 建设者提高在城市生活的技能，以适应深圳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需要。 只有具备了一定程度技术、技能的来深建设者方能在城市长期就业，并 依靠劳动收入支撑家庭生活。

第三，帮助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短期内，可以通过城中村、旧小区为来深建设者提供廉价住房，有助于他们参与社区活动，增加社会交往，逐步适应城市的生活，从生活方式上逐渐市民化。与此同时，大力 发展社区及各类社会组织，提高市民的社会化、组织化程度，使所有的 城市居民都能归属于一定的“物理、心理社区”，减少城市的边缘人群，以组织制度促进城市化的合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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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论四：统筹协调，以大都市理念改善城市管理系统，提升城市化质量

摘要：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先进大都市，公共交通、供排水、供电供气、生态
绿化和环境卫生等城市硬件的管理水平是考量政府治理能力的核心内容。 在当 前和未来，深圳面临的重大挑战是：如何迅速破解有城市化率而没有对应的城 市化质量的问题，如何以现代化理念，实现城市硬件管理的完善和提升，形成 城市各种功能之间的衔接与配套，保障现代城市的有序运行。我们认为，深圳 应该以真正意义上的“大都市”为发展理念，通过系统化规划、多元化供给、 统一化监管三个方面的努力，完善和提升深圳城市硬件管理的质量，形成一种 良性的发展机制，进而发挥城市化巨大能量，为全国城市化可持续发展做出表 率。


一、深圳城市硬件管理的理性思考：三个选择

改革开放  30 年来，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我国的城市化进程 不断深入，2009  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已从 1978 年 18%的上升到 47.3%， 并已进入峰速城市化阶段（Peak Rate of Urbanization）。而作为中国 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的城市化率在 2006 年已经达到 100%，但相对于 高的城市化率，在城市硬件管理方面却存在明显缺陷，同香港、新加坡 比较更是差距巨大，如何改进？首先需要科学的理性思考。总体来说， 深圳在城市硬件管理中面临三个选择：

选择一：深圳应该是按照大城市管理还是小城市管理？

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的倒挂，使得深圳不得不面临“被大城市” 的现实。从城市管理的角度，管理一个 400 万人口的城市和管理一个 1400 万人口的城市，从管理难度、服务提供需求都有天壤之别。另一方面因“一市两法”带来的半城市化现象严重，使特区内、外形成两重天的巨大反差。我们认为，未来深圳应该从“大城市”的现实出发应对城市管理，根据实际需求量提供公共服务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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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二：公共服务是由政府提供还是市场调节？

深圳比较早地在城市公用事业领域进行了市场化改革，主要着眼点 是投融资体制改革和企业治理，即通过引进外部资源（资本、技术、管 理），弥补弱势要素（资本、技术、知识）的不足，获取资本和企业流 入带来的知识增量和“外溢效应”，短期（或阶段性）目标是在提高经 营效率的基础上增加供给，现在可以说这个目标基本实现了。但是，在 城市准公共品的提供过程中政府、企业与消费者委托服务质量、价格等 问题展开博弈，对于城市准公共品究竟由谁供给，也一直存在较大的争 议。我们认为，因城市化的进程加速而带来的城市公用事业产品需求的 快速增长，激化了供需之间的矛盾，迫切需要增加供给，考虑到现实情 况，多元供给机制是符合现实需求的。

选择三：是由企业自治、分散管理还是统一监管？

现实的情况是，城市硬件缺乏规划、发展及监管的清晰目标；法律 体系不完善；监管主体权责不清或者缺位；监管架构不合理，监管手段 技术性差。公用事业企业自治，各行业主管局分散管理，作为城市公共 基础设施和城市基本运行必须品，缺乏统一规划、协同，对于公用事业 所具有的公共性缺乏有效的监管，鉴于行业的特殊性，统一监管势在必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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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市硬件管理的两个政策着力点：供给与监管

从国际城市化管理的理论体系和实践经验看，城市硬件管理的政策 着力点主要分布在两个领域，一是如何供给，二是如何监管。

在供给方面：城市硬件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多是准公共品，与居民日 常生活息息相关，是现代社会尤其是城市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直接 关系到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对新时期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全局性和先导性影响。城市化快速发展的直接表现形式是，城市人口的大幅增加和城市规模的急速膨胀。需求的刚性增长和分 配的柔性约束，城市硬件产品供给在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 凸显，成为现代城市治理的核心内容。

当前正值社会物质财富快速增长阶段，政府的一项责任是，通过加 大公共服务的投入，实现改革成果的再分配，缩小贫富差距。具体而言， 政府可以与市场和社会组织形成不同的主体组合，使得供给的模式多样， 选择灵活，创新城市硬件产品供给机制，充分发挥城市治理调节器的效用。


在监管方面，准公共品供给涉及不同的利益集团，而公共财政越来越大，政府掌握分配的资源越来越大，利益制衡和反腐败的问题越来越 重要。政府在城市硬件管理中兼具的另一项责任是，通过公共政策的制 定，实现公平。

供给主体多元化后，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公共政策的落实需 要政府的监管。城市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后，消费者要低廉的价格和良 好的服务，运营商要维护其资产收益而获得垄断利润，政府必然要承担 “长线责任”。

而监管的目标在于平衡政府、运营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实际 上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不仅涉及经济领域，而且涉及社会领域，与城 市发展的宏观背景及城市政府的目标取向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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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个对策建议

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城市硬件管理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 程，包括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宏观调控政策、财政资产的预算和投入， 运营的模式选择以及市场监管的制度安排等。而任何一个方面的公共品 和公用品的供给，都是一个具有高度系统性、与其他方面高度相互关联的子系统，不可能“独善其身”；任何一个子系统的改善，都不可能脱离其他子系统相应的配合与调整。因此，城市系统管理的改善，要求有高度的统一性、协调性，不能由一个部门各自为政、单独完成，而需要 由城市最高管理者进行集权式的统一调度、统一协调。

为此，我们建议： 首先，由市委市政府最高领导直接统筹城市治理系统的改革与完善（可以建立类似北京“首都规划建设委”那样的跨部门、超部门、由中央直接抓的“城市系统管理委员会”），打破各子系统各自为政的模式， 在一段时间内（比如一年）集中治理某一方面的公共服务系统，通过各 方面的协调整治，加以完善；一个方面接一个方面逐步展开，用 5 年的 时间初步实现各子系统在大系统内的协同运行。

其次，实施多元化供给。对于城市硬件供给的不同主体组合安排， 有各自的作用空间与边界条件，同时必须配套与之对应的监管架构建立 与制度安排。具体说，对于公用事业基础设施，以政府投资建设为主导， 并尽可能保持基础设施（如管网和场站）的公有性质，同时采用市场化 的委托经营的方式，提高运营效率与运营质量。对于一般性城市公用事 业领域，加快市场化改革。市场化改革实际上是产权多元化，核心是通 过民营化引入竞争，形成以现代企业为治理基础的多元产权结构，提高 效率，确保服务。当然，市场化改革的方式选择，必须兼顾效率与公平。

第三，实行统一化监管。成立城市硬件规划与监管中心（属市人大）， 强调管理和监管分离，建立城市硬件第三方规划与监管支持体系，由独 立的第三方监管支持机构根据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公益目标提供 相应的服务；完善城市硬件公众监督委员会，加强社会力量对城市硬件 的监管；明确界定政府职能，扶持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实现监管与市场 化的合理匹配。完善监管的制度建设，将竞争制度、产权制度和监管制 度有机统一起来；引入管理审计方法，通过全流程成本分解及计量关系
确定，建立价格调节联动机制，实现监管的合理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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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深圳有条件先行先试

深圳有条件在城市硬件管理实践中，界定政府、企业和社会的权责边界，既保证效率，又加强监督，体现公平正义等世界性难题方面先行 先试。

这是因为，深圳市是全国口岸数量最多、出入境人员最多的外向型 口岸城市，毗邻港澳的地理区位，与国际社会联系紧密，信息传播快、 范围广，其特殊的经济社会结构及政策地缘优势，人口结构多元化以及 较强的民主法治意识，为完善试验提供了条件；其次，深圳在经济体制 改革和城市化进程已经走在全国的前例，在准公共品供给体制的建设上 先行先试具有良好的基础条件；此外，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典型， 如何使中国社会在制度上反映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及发展愿望，吸纳各方面的变革主张，确保试验样本的完整性，深圳的国际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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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论五：进一步扩大开放，由外向型经济模式向开放型经济模式转型

摘要：胡锦涛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30 周年庆祝大会的讲话中，要求深圳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这对于深圳的未来发展意义十分重大。由于历 史原因，深圳在发展方式上主要采取了外向型经济模式，这种模式至今没有多 大的改变。金融危机给深圳上了重要的一课，断开了主要依靠发展外向型经济 的强大惯性。但对于深圳这样一个靠开放发展起来的城市，只有进一步开放才 能解决它所有的发展问题。向开放型经济转型，率先探索开放型经济这种更加 开放的发展模式，在未来发展中做好开放这篇大文章，进一步扩大开放，以完 善开放型经济体系来统领发展全局，才能真正体现特区之特，才能在更大的范 围调配资源，全面解决承载力问题。

早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中央就提出了开放型经济概念，“十 七大”报告中两次提到开放型经济，强调“开放型经济进入新阶段”， 要求“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胡锦涛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30 周 年庆祝大会的讲话中对深圳寄语，要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率先探 索开放型经济这种更加开放的发展模式，这对于深圳的未来发展意义十 分重大。

由于历史原因，当初建立经济特区是为了突破计划经济和封闭型经 济的桎梏，缓解国内资源要素瓶颈约束，所以主要采取了以对外贸易和 出口导向为主的经济模式，并以加工贸易为主，以中国剩余农村劳动力 资源转移为支撑，两头在外，或大头在外，大进大出。但这种模式至今 没有多大的改变，深圳的情况就十分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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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经济特区的雏形是当时在国际上盛行的出口加工区模式，外引 内联和发展对外贸易是主要的经济功能。30 年来，深圳在这方面确实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外贸进出口总额从 1979 年的 1500 万美元发展到今天的 3000 亿美元，不少生产行业和加工产品已介入了世界体系。从 1993 年开始，深圳的外贸进出口就一直保持在全国大中城市的首位，大约占 全国进出口总额的 1/8 强，对外贸易对本地经济的整体贡献率超过 50%。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 2007 年，深圳的外贸依存度高达 300%，其中 出口依存度为 182%，加工贸易占外贸出口的 63.4%。出口产品中有 40% 以上销往美国，很多加工贸易企业都是高度国际化的香港企业。深圳的 外贸依存度是内地平均水平的 2 倍以上，超过发达国家 6-8 倍，深圳是 全国口岸数量和出入境人数最多、与国际经济联系最密切的城市，深圳 的港口，特别是盐田港是国内外向度最高、世界排名第四的最繁忙集装 箱港口。这些因素都决定了深圳必然会受到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

2008 年下半年，深圳出口率先于全国下滑，工业企业开工率亦呈下 降趋势，企业销售和利润也同步减少。2009 年，深圳进入最艰难时期进 出口总额下降 10.4%，出口下降 10.6%，不少企业经营困难，有的甚至停 产倒闭，失业人员大量增加，农民工大批返乡。进入 2010 年，全国经济 出现了复苏迹象，深圳也不例外，外贸进出口逐月增长，到 6 月份已超 过金融危机前同期水平，但增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出口增速落后 于上海 11.7 个百分点。从发展势头看，深圳保持了 18 年的外贸进出口 居全国大中城市之首的地位有难以保持之虞。更令人担心的是，深圳的 社会投资增速长期徘徊在 10%左右，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0 年上 半年全国社会投资增幅达 25%，而深圳 1-5 月却只有 8.1%的增长，其中， 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出现 11%的负增长，外商投资更是下降了 39.9%。投资增速乏力，增长后劲可以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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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经济特区之所以会受到直接而全面的冲击，是因为外向型经济这条路确实存在着局限性，例如，在要素流动上，更 多是跨境单向流动而非双向自由流动，在市场体系上不足以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配置资源，在产业体系上未能通过国际深度分工与合作形成自主创新能力和综合竞争力，在制度安排上没有建立与世界经贸规则全面接轨，既共存互赢又能自我保护的法规体系。 可以说，金融危机给深圳上了重要的一课，断开了主要依靠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强大惯性，过去 30 年的经济发展模式面临严峻的挑战。在未来，深圳的发展之路必须有一个新的战略选择，那就是由既有的外向型 经济模式向开放型经济模式转型。

开放型经济与外向型经济这两种模式从内容到形式上有相同之处， 二者都立足于对外开放，着力于深化国际分工与合作，以解决国内资源 要素的匮乏，提高经济发展效率，但实际上它们的差异甚大，总体来说， 开放型经济是外向型经济发的更高阶段，是外向型经济发展的一种逻辑 结果。这种模式在开放目的上，需要从简单地参与国际分工与交换，转 向从要素禀赋、竞争优势和国际合作出发，追求实现在全球范围内资源 的优化配置和效率最大化；在开放形态上，需要从单纯的出口导向，转 向积极推动商品、服务、资本和要素自由跨境流动；在开放的内涵上， 需要从强调鼓励出口政策，转向强调经济制度与外部世界相联系，即把 开放作为市场化、制度化的安排，在制度上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

如果形象比喻，开放型经济类似于世界上的自由港制度，以贸易投 资自由化为导向，与国际经贸规则全面接轨，在制度安排上实现“四大 自由”，包括贸易自由，即解除贸易管制；金融自由，即外汇自由兑换， 资金可以自由出入和转移；投资自由，即自由投资、经营；运输自由， 即物流国际一体化。

对于深圳这样一个靠开放发展起来的城市，只有进一步开放才能解 决它所有的发展问题。向开放型经济转型，率先探索开放型经济这种更 加开放的发展模式，是经济特区的重要使命，因为开放是经济特区的最 大优势，经济特区在未来发展中做好开放这篇大文章，进一步扩大开放，以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来统领发展全局，才能真正体现特区之特，只有在更大的范围调配资源，才能全面解决承载力问题，只有采取更开放的姿态，进行更全面的开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发展动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