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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桑阅尽话太原第二十一章　双塔寺

　　双塔是太原的标志，古太原八景之一的“双塔凌霄”直到今天仍是太原久负盛名的风景名胜，它的身影甚至还出现在太原市的市徽之中。只因为寺中有这两座引人瞩目的古塔，以至于很多人只知双塔寺而不知它本名叫做永祚寺。

　　双塔寺虽然是一座佛教寺院，但它的始建却是另有初衷。塔，既是佛教圣者的纪念物，也是佛教建筑中的一种形式，但到了十四世纪，又出现了一种“风水塔”，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文峰塔”。这种塔根据传统的阴阳风水学说，用来改变一个地方的风水，弥补当地在山川地形上的不足。风水塔仅是取塔的建筑形式而已，与佛教并没有本质上的联系。

　　宋太宗焚毁晋阳城后，在旧址东北三十里重建太原，赵宋天子如愿以偿的移除太原王气、破坏太原风水之后，昔日文化之都的瑰丽风采烟消云散无复追寻，只留下平淡的历史和平庸的文采。马背民族统治下的金、元乱世，没有人会去在意这些，烽烟散尽，当华夏重归一统之时，文化的衰落为一方士绅平添了淡淡的哀愁，他们渴望重温盛唐风韵，他们力志振兴太原文化。

　　按照风水家的解释，太原西北高于东南，“左痹不胜右”，所以“文明不开”、“其民挚悍”，因为“奎星”所处的方位地势较低，文运难以兴盛，必须在太原城东南一带建造高塔，才能弥补地形上不利于文化发展的不足，兴盛士风，多出读书人，也就是所谓的“开山川之形胜，创文运之兴盛。”

　　万历二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599年，太原士绅推举深孚众望的傅霖为首事，集资在太原东南郝庄的向山脚畔兴建高约五十五米的文峰塔，同时还依塔兴建了永明寺。

　　十三岁做秀才、二十岁中举人、三十岁中进士的傅霖宦海沉浮十七载，官至山东布政司参议，但是，就在他三次击败后金军队的侵扰之后，却以“拥兵拒调”的罪名被弹劾，解甲归田。几年之后，明廷让他官复原职，早已厌倦官场倾轧的傅霖以一身傲骨拒不受命，他那个高山仰止的孙子傅山在这一点上与他是何其相似。傅霖回乡后，以急公好义的善举而受到太原士民的推崇。万历十四年，太原大荒，甚至发生人相食的惨剧，傅霖慷慨解囊，施粥赈灾。傅霖去世前的万历二十九年，太原发生饥荒，他再次赈济灾民，直到第二年粮食收获。

　　尽管风水学中含有天人合一、顺乎自然的科学成分，但是，让一座宝塔来背负繁荣文化的愿望也未免过于迂腐了。当然，古人对此还是深信不疑趋之若鹜。明朝末年，在汾酒的故乡，汾阳人朱之俊为匡扶当地文化而建造了高达八十米的文峰塔，这座山西第一、全国第二的古塔后来成为汾阳的标志和象征，就在这座汾阳文峰塔下，走出了冀贡泉、冀朝鼎、冀朝铸、马烽、田桂兰等杰出的文化名人。建造于明代天启年间又名雁塔的大同文峰塔位于古城东南部城墙上，塔内镶嵌着题刻有历代举子姓名的石碑，清末的宣统帝师李殿林就是大同人。此外，山西的河曲、榆社、临县、霍州等地都有建于明清的文峰塔。太原文峰塔对于太原文化的振兴起了多大作用不得而知，但对于傅家来说，他们的仁德与义举却因此得到回报，傅霖去世五年之后，他的孙子，山西历史上最杰出的学者、思想家傅山先生诞生了。

　　文峰塔建成九年后，第十一代晋王朱敏淳有感于狭促简陋的永明寺与太原九边重镇的地位很不相称，决定邀请又名妙峰的福登大师前来主持扩建永明寺。

　　做为明代中叶后的著名高僧，一生建设过许许多多寺庙、佛塔、桥梁的福登大师同时也一位杰出的建筑师。五台山规模最大的、始建年代最早的寺庙是显通寺，显通寺里那座令人叹为观止的铜殿就是福登大师用铜十万斤铸造的。万历九年，慈圣宣文李太后邀请福登大师为成婚数年无子的万历皇帝办“无遮大会”求子，第二年八月，李太后身边的一个宫女为万历皇帝生下了后来“梃击案”、“红丸案”的主角明光宗朱常洛，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笃信佛教的李太后便皈依福登门下，并出资扩建了显通寺，敕名为永明寺，封福登为护国禅师，住持该寺。

　　六十九岁的福登大师来到太原后，做了太原永明寺的住持并总理扩建事务，因为太原永明寺与五台山敕建永明寺同名，于是将其改名为永祚寺。祚，本指福运，也有流传的意思，永祚二字，出自《诗经·大雅》中的“君子万年，永锡祚胤”，寺名永祚，大约是为了祝愿朱明王朝万世永存吧。

　　或许是因为无力背负过于沉重的希冀，文峰塔在建成不久就开始向西北方向倾斜，因此，福登大师又建议晋王在文峰塔西北新建一座佛塔。四年后，佛塔建成，因为李太后出资佐助的缘故，所以，新塔用李太后的尊号命名为“宣文塔”。

　　福登的建设蓝图宏伟壮丽，远非今日所见的永祚寺，然而，就在宣文塔落成的那一年，风烛残年的福登大师心力交瘁，无力再坚持下去，在塔竣寺未成的情况下回到五台山。三个月后，福登圆寂，将深深的遗憾留在了永祚寺，留在了今天太原人的心中。

　　双塔从它落成的那天起就成为太原的标志，但它们的命运也充满了沧桑与磨难。

　　崇祯末年，进军北京的李自成率领二十万大军攻取太原，据说也在戎马倥偬之间游览了双塔寺，并且留下一首《咏双塔寺》：“郝庄两座塔，就把天来穿，穿也穿不上，多放两块砖。”尽管一些著作中言之凿凿，但此事是否属实仍不得而知，不过，这首诗倒是颇符合李自成的语气。

　　解放战争期间，地势较高的永祚寺成为太原外围的重要防御据点，阎锡山的第四十三军军部就设在这里，阎军炮兵的观察哨就设在塔上，解放军侦察兵一度跟随永祚寺僧人入寺侦察。1949年四月，双方为争夺双塔要塞发生激烈交战，为遏制阎军炮兵火力，解放军用重炮从东山轰击双塔防御阵地，宣文塔中弹，二到八层被炸飞半边。从此，残破的宣文塔与日渐倾斜的文峰塔在一个个暮日斜阳间坚强挺立，历经三十多年风雨之后，在1984年被修复。1986年，当年指挥作战的原63军军长郑维山重游双塔寺，不无惋惜地说：“当时不打就好了。”解说员回答说：“当时打是需要的，现在修也是应该的，人民是理解的。”
　　
　　一些著作曾善意地附会说，文峰塔之所以倾斜，是考虑到太原西北风较大而此处又地势较高，因此在修建之初就有意向西北倾斜。但是，文峰塔建成三百九十余年之后，已经向西北倾斜二米八六，成为一座危塔。为此，太原市政府在1995年聘请我国著名的纠偏专家曹时中先生拯救危在旦夕的文峰塔，成功纠偏二米，并在第二年进行了加固工程。曹时中先生后来成为太原市荣誉市民。

　　永祚寺虽然规模不大，但却有其鲜明的特点。一是坐南向北，与一般的寺庙正好相反。二是极富特色的砖结构建筑，寺内殿宇不用一钉一木，是明代典型的无梁式建筑。第三历经沧桑的双塔。第四是花开富贵的明代牡丹。第五是堪称书林瑰宝的碑廊。

　　双塔寺共收藏了碑碣刻石二百六十余通，其中大部分是“文革”以后从太原各地收集来的散佚珍品。

　　当年晋王朱棡酷爱书法，朱元璋就赐给他许多历代有名的墨宝和法帖。晋王朱棡的四世孙朱奇源更是嗜墨成癖，重金收集名帖名书，悉心于墨翰。弘治初年，因为宋代名帖“淳化帖世不多见”，朱奇源精选自己的藏品，镌刻于一百八十余块石碑上，以其书斋“宝贤堂”为名，称为《宝贤堂集古法帖》。《宝贤堂集古法帖》荟萃了魏晋以来十余朝，钟繇、卫夫人、王羲之、王献之、智永、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柳公权、颜真卿、怀素、黄庭坚、米芾、蔡襄、朱熹等一百余名书法大家的作品宝翰。这一珍贵的艺术瑰宝在明末的战乱中散落民间，清朝初年，戴梦熊等几代充满文化良知的地方官员将其收集补全后重新安置，1980年它们被迁入双塔寺。清朝康熙年间，喜好书法的太原知府李清钥对《宝贤堂集古法帖》十分痴迷，收集了以明清两代大家唐伯虎、文征明、傅山、董其昌为主的墨宝镌刻于石，取名为《古宝贤堂法帖》，1980年也同时迁入双塔寺。

　　不过，在双塔寺碑廊中，最引人注目的却是清初依旧拓摹勒上石的苏东坡醉书《赤壁怀古》刻石。据说，目前苏东坡《赤壁怀古》刻石全国仅存两处，一处在湖北黄州，另一处就是双塔寺。我曾看到双塔寺的一家小店里有该刻石的拓片出售，要价三百元。此外，双塔寺碑廊里还有近溪隐君“家训”碑、祁隽藻“子史粹言”石刻，书法爱好者值得一看。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太原牡丹虽然难以与洛阳、荷泽等牡丹之乡相比，但双塔寺里历经三百余年风雨的明代牡丹却依然艳丽如故，尽吐芳菲。双塔寺的牡丹每年四月底盛开，满园嫣红姹紫，争芳斗妍，平日里的冷落门庭一到此时也是游人如织。虽然对双塔明代牡丹慕名已久，但直到去年我才得以一睹芳容，直到那一刻，我才真正明白什么是国色天香，我才理解为什么那多人建议将牡丹定为国花。双塔寺的明代牡丹植根于寺院主殿大雄宝殿前，在众多新植牡丹的簇拥之下更显示出它尊贵的地位。明代牡丹有着引人入胜的名字：“紫霞仙”，能够常盛三百余年而不败，也确实称得上“仙”了。遗憾的是，紫霞仙的花期已过，虽然还未凋谢，但已失色不少，我也没有拍到令人满意的紫霞仙的照片。沉浸于满园春色，我流连忘返不忍归去，如果时间允许，我希望每年春天都能来双塔寺拜访紫霞仙，那种感受，一定如同看望心灵相通的故友一样。

　　最后为大家介绍的是一位在双塔寺出家的高僧，他的法号叫力空。俗名任重远的力空大师是洪洞人，青年时代信奉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学说，积级参与辛亥革命，之后当选为赵城县也就是现在的洪洞县议会议员，先后出任定襄及河北等县的县长。

　　经历了十余年的宦海生涯，官场黑暗、军阀混战、爱子夭折都使任重远的思想发生了急剧变化，最终促使他在步入中年之际，有如李叔同一样，在众人难以理解的目光中，于1932年在双塔寺剃度出家，遁入空门。

　　力空皈依佛门后，凭借其就学于山西省立师范的文化基础致力于佛学经典与地方志的研究，先后有《劝修净土》、《霍山志》、《广胜志》、《石膏山志》等二十余部作品传世。

　　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准备将洪洞广胜寺的旷世孤品《赵城金藏》运往日本，力空大师得知后立即与边区政府联系，八路军派出小分队将这批多达四千余轴的无价国宝安全转移到了解放区，《赵城金藏》后来被收藏于北京图书馆。

　　建国后，力空大师再次住持太原最大的寺庙崇善寺，文革期间被迫返回原籍，1972年病逝于家中，终年81岁。

　　始建于隋末唐初的崇善寺原名白马寺，明代扩建太原城时括入城内。1382年，明太祖马皇后去世，第二年，晋王朱棡为纪念自己的母亲，就在白马寺的基础上历时八年扩建新寺。建成后的崇善寺占地14万平方米，不仅规模宏大、气宇轩昂，而且，它同时也是朱明王朝的一座祖庙，这在中国佛教寺院的修建中是罕见的，崇善寺因此而显赫一时，享受着比一般寺庙更多的香火。

　　令人痛心的是，1864年10月15日的一场大火却将历经三百余年岁月而香火不衰的崇善寺吞噬，主要建筑全部化为灰烬，只留下大悲殿等一组不及原寺庙几十分之一的建筑，这也就是今天我们所看见的崇善寺。


　　附录：本章背景资料

　　双塔寺；崇善 寺；双塔牡丹；激战双塔寺

　　会审玉堂春的察院在哪里，明武宗在太原留下了怎样一段艳遇，蔡懋德为什么会以革职官员的身份守卫太原，九边重镇为什么没有抵挡住李自成的进攻，清军是如何利用西洋神炮攻破太原的，请看《沧桑阅尽话太原》第二十二章：明末传奇

永祚寺双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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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桑阅尽话太原第二十二章　明末传奇

　　公元1430年，明朝政府决定任命一批“部级干部”出任“省长”，明宣宗亲手书写了于谦的名字授予吏部，昔日因义正辞严出口成章面斥汉王谋逆而深受明宣宗赏识的于谦被任命为河南、山西巡抚。于谦在三十三岁这个年富力强的年龄赴任之后，轻车简从，足迹踏遍了河南、山西各地，体察民情，革除时弊，政绩卓著。一年旱情严重，于谦星夜启程，亲赴晋祠祈雨，竟然求得甘霖普降，“愿将一掬灵祠水，散作甘霖遍九州。”我们今天仍然能够从于谦的两首诗作中映证这令人感动的传奇故事。于谦巡抚河南、山西十九年，深得两省百姓拥戴，当明廷准备将他调任京城的时候，两省吏民千余人上书请求于谦留任，就连太原的晋王和开封的周王也极力挽留。

　　于谦回到京城的第二年就发生了土木堡之变与北京保卫战，此后，再次兴盛的蒙古势力屡屡南侵，先后多次袭击太原。1514年，鞑靼骑兵从阳方口南下，攻到太原城北三十里的阳曲湾。嘉靖年间，由于明朝统治者的平庸和戍边将领的无能，鞑靼铁骑连续三年兵临太原，1540年，鞑靼骑兵攻破宁武关，一直打到清源县、太原县。1541年，鞑靼骑兵再次突破宁武关，兵临太原城下，劫掠榆次、太谷而去。1542年，明廷诱杀鞑靼贡使，鞑靼军队疯狂报复，第四次南侵太原，由于太原守将的顽强抵抗，鞑靼骑兵绕城南掠，一直杀到上党，成为明代山西最大的一次浩劫。1567年，鞑靼骑兵攻陷石州、汾阳，四处窜扰，前锋部队到太原近郊侦察，发现太原守军严阵以待后引兵从石州退走。

　　光临太原的，除了这些不期而至带来灾祸的不速之客外，也有翩翩而来留下温情与浪漫的绝代佳人。“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到大街前。未曾开言心好惨，过往的君子听我言。”这是一段大多数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戏曲唱词。当年，这位美丽的女囚告别洪洞监狱，一路风尘来到了省城太原。《魂系山西》一书曾提到，洪洞县司法科直到民国初年还保留着苏三的案卷，苏三与王景隆是同乡这一细节就是从苏三的供词中发现的。至于这份珍贵史料的详细内容如何，又为什么会遗失，书中没有述及。

　　带着满腔哀怨踏入这座陌生城市的苏三并不知道，当年情深义重的王公子如今已是巡案山西的王大人，正是他在寻访旧日情人的同时发现了这桩冤案的疑点，而将苏三等涉案人员全部押到太原会审。于是，这才有了《玉堂春落难逢夫》，人世间又多了一段爱的传奇。

　　“虎头牢里羁红妆”，洪洞监狱因为关押过苏三而成名，以至于被改称为苏三监狱，可惜的是，当年太原城中会审苏三的察院却没有这么幸运，如今已经没有几个人还能记得起它。会审、羁押苏三的山西省提刑按察司署衙旧址就在今天的钟楼街中段，从明朝起，这里一直就是山西省最高司法机构的所在地，建国后，山西省高级法院也以此为驻地，直到1997年才搬迁到南内环桥西新址。如今，太原还有一个叫“察院后”的地名，故名思义，它位于明清察院之后，这里聚集着十几家门面不大甚至有些简陋的小饭店，以提供别具风味的拉面、焖面、拌汤、烙饼等家常便饭而享誉省城。“察院后”现在甚至已经成为太原餐饮业的知名品牌，许多建在别处的大饭店都挂着“察院后”的名字，就象太原的羊杂割店十有六七要挂上“鼓楼街”的招牌一样。

　　有句话叫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比察院更能映证这句话的是山西省府。山西省政府位于府东街，这里从北宋潘美设置帅府开始就一直是山西省最高军政机关所在地，府东街、府西街也由此而得名。山西省府历经一千余年风雨沧桑，伴随着一次次的改朝换代而几经改建、扩建，现在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许多阎锡山以此为督军府时留下来的建筑，据说，这里是全国唯一保留下来的督军府旧址，所以它也被列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山西省政府院内有一处名为梅山的园林，里面保存有两通御碑，一块为乾隆得知山西下了五寸大雪后作诗嘉奖山西巡抚农起，一块为乾隆对山西巡抚鄂弼的勉励。此外，还有阎锡山立于民国九年的一通石碑，上面记录了从清代顺治到民国初年117位山西巡抚或提督的名字。

　　乾隆皇帝微服私访的故事在民间流传已久，而事实上，他那些游山玩水与风流韵事比起浪子皇帝明武宗来说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关于明武宗的五次出巡，民间故事与戏曲中都有体现，“大圈圈里面有个一个小圈圈，小圈圈里面有个黄圈圈”，这是一句令后世溥仪皇帝顾影自怜的京剧唱白，当年，放浪形骸的明武宗就是厌倦了黄圈圈里刻板而又缺乏刺激的生活，走出皇宫，醉卧酒肆，夜宿娼家，他与酒家女李凤姐的邂逅，在京剧《游龙戏凤》里被演义成一个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

　　1518年，第四次出巡的明武宗来到了太原，正史上对于他在太原的行迹并没有留下太多的记载，因为他出巡的目的本来就不是为了江山社稷，自然难有什么政绩与训诫值得留之青史，但是，一部《明武宗外记》却将他在太原的绝对隐私暴露无遗。

　　来到太原之后，这位二十八岁的年青皇帝和以往一样，广索美女与乐工，众多美艳的歌妓中，明武宗找到了他一生中最为宠幸的女人，她就是乐户刘良的女儿、晋王府乐工杨腾的妻子刘美人。色艺双绝歌喉婉转的刘美人很快就集三千宠爱于一身，明武宗饮食起居都与她形影不离，左右侍从都称其为“刘娘娘”，谁要是惹得武宗生气，只须美人莞尔一笑，天子之怒便烟消云散。

　　第二年，宁王在南昌发动叛乱，尽管局势已在王阳明的掌握之中，一意孤行不听群臣阻谏的明武宗却趁机了却南巡的愿望。出征前，率军先行的明武宗与刘美人相约日后接她到军中随行，刘美人拔下头簪做为使者的信物。不巧，这枚头簪却在芦沟桥遗失，不见信物，刘美人对迎接她的使者耍起了小脾气，于是，明武宗丢下南征大军不顾，星夜兼程，乘小船亲自回去迎接刘美人。然而，此次南巡回到北京不久，纵欲无度的明武宗还没有来得及给刘美人留下任何名份与封号就病死在他的豹房之中，刘美人从此不知所终，一个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浪漫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明朝的政治危机终于在陕北的饥荒之后全面爆发，农民起义的风暴很快就席卷而来。先后击败了杨嗣昌、孙传庭等明军主力之后，1644年正月初一，已经转战十几年的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国号大顺，随即挥师北上，渡过黄河，取道山西，向北京进发。病入膏肓的朱明王朝此时已经无力抵御农民军锐不可当的兵锋，沿途州县大多望风而降，太原城危在旦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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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担任山西巡抚的，是万历四十七年进士蔡懋德，这个崇拜王阳明的读书人颇有骨气，既不懂得向手握权柄的同乡跑官要官，也不趋炎附势跟着同僚们去拜谒魏忠贤的生祠，而是凭借自己的才干艰难地跋涉于明末黑暗的仕途。1641年的冬天，蔡懋德被任命为山西巡抚，仅仅两年之后，李自成就进占西安威胁山西，做为一省长吏的蔡懋德匆匆赶赴平阳布署河防，然而，内缺粮饷外无援兵，疲卒三千难挡百万雄师，晋王朱求桂又催促他回太原守城，他只得又匆匆返回了太原。李自成的大军不久突破黄河攻取平阳，刚刚回到太原的蔡懋德被朝臣弹劾擅自弃守平阳，崇祯皇帝立即将他就地解职听候处理，另派郭景昌接任山西巡抚。

　　重兵压境，从北京出发的援军却以日行三十里的速度逡巡于河北，山西著名学者傅山先生只得赶赴河北李建泰军中请求他急救太原。自告奋勇代替崇祯皇帝亲征的大学士李建泰原本想回到家乡曲沃用自已的私财募集军队，然而，曲沃很快就被大顺军占领，李建泰的计划也就无从实现，他从北京带出的三千禁旅也溃散大半，只得率领剩下的几百名士卒滞留于保定。尽管傅山先生言辞恳切大义凛然，昔日在崇祯皇帝目送下慨然出征的李建泰却是有心无力。

　　与李建泰一样，新任山西巡抚郭景昌也在故关逗留不前。二月初六，大顺军兵临太原城下，蔡懋德以革职官员的身份召集同僚们商议对策，也许是已经意识到大厦将倾，蔡懋德泪流满面，他的同僚们也跟着哭泣，一个战前准备会开得凄凄惨惨悲天悯人。处于那样一个地位和身份，饱读诗书深受儒家思想感染的蔡懋德不可能象那些见风使舵反复无常的滑吏一样向他眼中的“流寇”投降，也不愿意象吴三桂、洪承畴那样抛却“夷夏之防”到异族王朝去做一个贰臣，更何况他在人们的眼中又是那样的迂腐，蔡懋德没有退路，除了牺牲自己去成就一个殉国死节的虚名外，他别无选择。擦干眼泪，蔡懋德带领他的下属们按照封建士大夫修身立世的原则与命运做了最后的抗争，无可奈何而又义无反顾地成为朱明王朝的殉葬品。

　　然而，无论蔡懋德与他的同僚们为明王朝尽忠的决心多么坚决，也无论晋王朱求桂用多少两白银来激励士气，他们却根本无力挽回早已注定的败局，就象本非亡国之君的崇祯皇帝仅凭自己的勤勉无力阻止积弊深重的明王朝走向覆亡一样。

　　一份以陕西百姓的名义指责农民军残暴的帖子贴遍了太原，“马在门内难行走，今年又是弼马温”的童谣也开始流传，虽然李自成起义军的主力果然在猴年遭受重创，但是，这些可笑的东西在大顺军的铁骑面前根本起不到丝毫作用，战场之上是要用实力来说话的，当时太原除了本地原有的军队，仅有来自宣府的三千援兵，但正是这支驻守太原南关的援军，在太原守军出战失败后率先投降。

　　大敌当前，一些腐败的官员仍不放过任何敛财的机会。晋王朱求桂拿出三千两白银赏赐守城将士，负责教育的官员黎志升却不忘雁过拔毛。几十名善于使用的鸟枪的太原居民自愿帮助守城，蔡懋德下令射中一人赏银二两，一时间应募的居民很多，但一些吝啬的官员却不愿拿出这笔赏金，这些民勇不久全部散去。

　　激战两日之后，大风突起，飞沙走石，驻守迎泽门的明将张雄投降，他的部下焚烧了城楼上的火药库，火势猛烈，守城明军纷纷溃散，大顺军于二月初八早晨从大南门攻入城内。太原城破，意欲自刎的蔡懋德被部下劝阻后向城外突围，行至水西门，蔡懋德下马拒绝出城，部将应时盛本来已经冲出城外，回头看不到蔡懋德便又入城寻找，与决意尽忠的蔡懋德一同退入三立书院，在三立祠的圣贤塑像前自尽，这个昔日留下蔡懋德琅琅授课声的山西最高学府成了他最后的归宿。除此之外，愚忠的太原官员还有四十五人自杀或因为不愿屈服而被处死，这其中，包括太原地区早期天主教徒毕拱辰。投降大顺军的，只有那个克扣军饷的黎志升。

　　在李自成从西安向北京的进军过程中，太原之战的激烈程度仅次于宁武关之战，直到一个月多后，已经攻破北京的李自成在与的他部下商议攻取李建泰据守的保定时，仍念念不忘榆林、太原、宁武关三镇的拼死抵抗。

　　李自成在太原停留八天，设置地方官吏，拘捕官宦士绅追赃助饷，向明王朝发布了最后通牒式的劝降书，也就是著名的永昌元年诏书。

　　二月十六日，李自成统率大军北上宁武，途经大同，于三月十九日攻破北京，明朝灭亡。然而，仅仅一个月后，这位中国历史是最富有喜剧色彩的悲剧人物就兵败山海关，退出北京城，取道山西向陕西退却，尾随而至的，是脑后留着一支长辫子的八旗兵。

　　李自成退守西安前夕，留下部将陈永福和韩文铨、李若星守卫太原。农民出身的陈永福早年从军，官至总兵，在1641年的开封之战中一箭射中李自成的左眼。两年后，明朝最后一位剿寇名将孙传庭兵败潼关，他的很多部下向农民军投降，陈永福因为射瞎李自成左眼的缘故而犹豫不定，李自成不计前嫌，折箭为誓，终于招降了这员勇将。

　　按照李自成“坚壁清野”的指示，陈永福下令拆除城外关厢的全部建筑，以免被清军在攻城时做为屏蔽，同时派出军队侦察清军动向、搜捕可疑人员。

　　明朝最后一代晋王是朱求桂，李自成攻破太原后，将被俘的朱求桂押往北京。山海关之战时，朱求桂与秦王朱存枢以及崇祯皇帝的三个儿子随军出征，用以堵塞吴三桂效忠故主的借口。李自成兵败山海关之后，晋王朱求桂不知所终，大抵是死在了军中，而留在太原的晋王家族，也在不久遭受灭顶之灾。为了消除内患，大顺政权将太原的一千余名明朝宗室处死于海子堰，与此同时，太原的官吏士绅也全部被押往西安。今天的海子堰已经成为儿童公园的一部分，昔日那片曾被鲜血染红的一汪碧水如今有个很动听的名字：文瀛湖。

　　九月十三日，横扫山西的满清大将叶臣率军进抵太原，不久，刚刚攻取长治的另一支清军也前来会师。八旗军队在入关初期的战斗力是无庸置疑的，但面对九边重镇太原的坚固城池与陈永福的坚决抵抗，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也是无机可乘。

　　明朝后期，先进的西洋巨型火炮传入中国，明朝政府先后三次从葡萄牙人手中购买了几十门这样的巨炮并迅速装备部队，清军入关之后，这些“西洋神炮”以及它们的仿制品大多落入清军手中。十月初三，清军将“西洋神炮”运到太原城外，集中火力轰击西北城墙，城垣被炸塌几十丈，清兵蜂拥而入，大顺政权山西节度使韩文铨战死，山西巡抚李若星投降，太原遂告陷落，清朝对太原的统治开始了。

　　太原失陷后，大顺军从东门突围，遭到埋伏在城外的清军截杀，伤亡惨重，陈永福向南突围而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销声匿迹，以至于有人以为他已经死在乱军之中。五年之后，在清政府给归降将领的授职名单里，出现了陈永福的名字，至于他是什么时候在何地投降的清军，已经不得而知了。

　　清军在山西的统治并不稳固，大同很快就发生反清兵变，一支反清义军在姜建勋的率领下南下太原，驻兵于晋祠。就在义军准备进攻太原县城的时候，日夜兼程的清朝援军已经赶到，将义军包围在明朝成化、万历年间修筑的晋祠堡内，激战五天之后，晋祠堡被攻破，姜建勋突围去了汾州，并最终牺牲在了那里。


　　附录：本章背景资料

　　晋府沧桑；钟 楼 街；苏三监狱；寻找三堂会审处

　　于谦小传；将军死战哀宁武——周遇吉传

　　傅山为什么要领导明末的启蒙性学生运动，傅山为什么要遁入空门去做朱衣道人，矢志反清的傅山在被捕入狱后为什么能够平安归来，傅山晚年居住的松庄为什么会吸引着顾炎武等清初大学者频繁拜访，傅山为什么在午门前拒不下跪谢恩，为什么说傅山的个人生活是极为不幸的。请看《沧桑阅尽话太原》第二十三章：傅公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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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桑阅尽话太原第二十三章　傅公祠

　　在中国思想史上，明末清初是一个可媲美于春秋战国的繁荣似锦、群星璀灿的伟大时代。公元1607年，在傅霖先生主持修建了匡扶太原文运的文峰塔八年之后，他的孙子傅山降生在这个“世以学行，师表晋中”的书香门第。傅山的父亲傅之谟绝对没有意识到，他这个成长于太原崛围山下西村的儿子日后会代表十七世纪思想解放、个性解放的历史要求和时代要求，成为那一时期最著名的爱国学者和启蒙思想家之一。

　　始创于明代万历年间的太原三立书院是明末山西地区的最高学府，崇祯七年，新任山西提学袁继咸在山西巡抚的支持下开始重振受到政治影响一度衰落的三立书院。书香门弟的熏陶与严格的家教使得天资聪慧的傅山早在十五岁时就从童子试中脱颖而出，二十七岁的傅山此时又与全省二百余名优秀学子一起，被选入书院深造。三立书院里供奉着上古圣贤的塑像，同时也奉祀着五十五位山西历代的名宦乡贤，袁继贤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之中，以气节、文章教导学生，以先贤的楷模典范和自己的人格力量塑造了明末山西学子们的浩然正气。

　　然而，两袖清风的袁继咸在两年之后却受到政治斗争的牵连而被巡按御史张孙振诬告贪污，崇祯皇帝下令将他解送京师，全山西先后有一百余名无辜者被投入冤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急公好义极具大侠风范的傅山第一次登上了政治舞台，他联络薛宗周等同学冒着初冬的寒峭逆风千里跟随袁继咸的囚车赶赴北京，由傅山领衔，起草了一百零三位山西学子签名的诉状，伏阙诉冤。

　　但是，明朝政府类似于今天信访办的通政司始终拒绝接收诉状，张孙振也派人赴京威胁说要请东厂和锦衣卫捉拿请愿学子。傅山将受到恐吓的弟弟傅止叫到北京之后，刻印了名为《辩诬公揭》的揭帖，学子们分赴街头，大量散发这份揭露袁继咸冤案内幕的政治传单。崇祯皇帝经常派遣厂、卫人员巡查市面，刺探民情，正是通过他们，这份揭帖终于上传到了崇祯皇帝手中。与此同时，傅山等人还先后向御史孙贤拦马诉冤，在早朝途中包围宰相温体仁的官轿请愿。

　　第二年四月，刑部开始公审袁继咸案，傅山两次出庭作证，终于使袁继咸的冤情得以昭雪，恢复官职，改任武昌道，诬告者张孙振被流放边疆，他的后台温体仁，那个蚀乱朝政达八年之久的奸相也在两个月后被罢黜归家。这场历时半年多的启蒙性学生运动最终获得成功，并在士大夫阶层引起了震动，傅山也因此而名扬京师，留社丁时学汇编刻印了当时士人褒奖傅山的诗集，士林“依为所指”的马世奇以一篇《山右二义士记》表彰了傅山与薛宗周的义行。崇祯十一年顾杲、顾炎武领衔公讨阮大铖的“留都防乱揭帖”以及清光绪二十一年康有为的“公车上书”，在本质上其实都是傅山“伏阙诉冤”斗争形势的继续。

　　傅山的高尚品格更体现在“伏阙诉冤”之后，袁继咸赴任武昌，写信邀请他同游黄鹤之胜，傅山以离别老母日久而婉言谢绝。当年岁试结束后，山西提学使桂一章拔选傅山为“优生”，并准备动用鼓乐为他举行插花仪式，傅山辞谢说：事奉师长就应当如同儿子，我怎么能贪公义而树私名呢？

　　做为袁继咸的得意门生，他们师生之间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袁继咸赴任武昌后，致力于镇压当地农民起义军，清军入关后，他又为南明政权操劳奔波，协调左良玉与朝廷的关系。袁继咸被降清将领劫持到北京之后，写信希望傅山为他收藏整理诗集，并悲壮地表示：“山西学人只有你对我比较了解，不久我盖棺之日，一定不会辜负你对我的知重、使你日后因为有我这样的朋友而羞愧。”傅山接到信件后痛哭道：“先生啊，我又怎么敢辜负你对我的期望呢？！”几个月后，宁死不屈的袁继咸慷慨赴难。

　　无论傅山，还是袁继咸、蔡懋德，他们受所处时代与传统文化的限制，不可能看到明末农民起义风暴的积级作用，因而也就很难要求他们去顺应历史潮流的发展。当李自成的起义军日益逼近太原的时候，傅山与蔡懋德泡制了以陕西百姓的名义指责农民军残暴的帖子广泛张贴于太原，同时还编造了“马在门内难行走，今年又是弼马温”的童谣，希望以此来安定太原民心，巩固太原城防。当奉命督师的李建泰邀请傅山前往军前赞画时，他匆匆赶往河北李建泰军中，力劝李建泰早日出兵救援太原，然而，李建泰当时已经无力进军山西，在这种情况下，傅山回到太原，侍奉老母避居平定嘉山。

　　明朝江山亡于农民起义军的现实让傅山悲愤莫名，而更令他沉痛的是“华夏”亡于“夷狄”，遭逢乱世，国破身陷，傅山的思想在这一时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他在《甲申守岁》中甚至写出了“三十八岁尽可死，栖栖不死复何年”的诗句。于是，傅山遁入空门，成了一名道士。

　　傅山之所以做道士，并不是要逃避现实，他逃避的只是清朝政府血腥的“剃发令”，做为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傅山是绝对不会放弃自己的操守甘心做异族人统治下的顺民，他以道士的身份做掩护，投入到了秘密的反清斗争中。傅山出家之后，身穿红色道袍，自号“朱衣道人”，以示不忘朱明王朝，又号“石道人”，以示自己的反清意志如同石头一样坚强。傅山字青竹，后来改为青主，除此之外，他先后使用过的字号多达几十个，其中很多都寓含着深刻的反清思想。

　　如果傅山生在太平盛世，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他完全可以为我们留下更多的著作，在学术上取得更大的成就，多年的秘密反清斗争使得他一方面不能全身心投入到学术研究中去，另一方面使他不得不尽量隐蔽自己，以至于流传于世的资料极为有限，研究他的后人不得不通过研读他浩瀚的诗作，从中探寻摸索他这些年的神秘行踪和思想变化。

　　明朝灭亡十年之后，受南明桂王政权派遣长年活动于北方的宋谦在发动反清起义前夕被捕，供出了傅山，致使傅山被投入太原府监狱，傅山弟弟傅止和唯一的儿子傅眉也同时入狱。不过，宋谦招供不久即被就地正法，他所说的一切已是死无对证，而且，从宋谦被捕到傅山入狱，中间相隔两个多月，使得傅山及早做好了准备，面对清廷官员而从容应对。当时的太原知府是边大绶，这个担任米脂知县时曾挖过李自成祖坟的明朝投降官员敬仰傅山的气节，与其它一些清朝官员有意袒护。在经历多次审讯之后，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合议作出了宋谦“挟仇诬扳”的结论，傅山在入狱一年之后得以免罪释归。

　　傅山出狱之后，隐居于太原东山脚下的松庄，自号“松侨”，并作诗称“太原人作太原侨”，以示自己在明亡之后已成为无家无国旅寓为侨的遗民。

　　松庄附近，就是太原的一方名胜双塔寺。傅山一生极好游历，而他在太原读书隐居的地方，也大多选择在风景宜人的山水胜境。崛围山上的青羊庵，多福寺里的红叶洞，裂石山的虹巢，晋祠里的云陶洞以及太原北郊的土堂山，都留下了傅山的足迹。崛围红叶、裂石寒泉、土堂怪柏都是太原八景之一，而晋祠、双塔寺就更不用说了。傅山就是这美丽山水的熏陶之中面壁寒窗读书著述，排遣心中的郁闷，将自己溶入山川秀色之中以求得精神上的自由与解脱。

　　傅山高山景行的人格力量与个人魅力在赢得世人尊崇的同时，也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傅山被捕入狱生病期间，他的朋友陈谧前去为他医病，另外两个朋友白居实、朱实则入狱与他做伴达三个月之久。祁县的戴廷轼是傅山的一位忘年之交，他的书斋丹枫阁在当时与南方冒辟疆的水绘园一样，都成为名宿志士结聚联络之所，傅山的一些著作就是在这里刻印的。

　　就在傅山寄居松庄期间，武装抗清斗争已经归于沉寂，那些抗清志士斗争的重点不得不转到思想文化战线上来，以弘扬民族文化来对抗清朝提倡的理学，寻找政治上的知音和学术上的同道，一大批那个时代杰出的文化精英不远千里陆续慕名而来。

　　名满天下的思想家、学者顾炎武曾三次前来拜访傅山，并在松庄住过一段时间，将傅山当做自己的十位老师之一，称赞他“萧然物外，自得天机”。顾炎武第三次来松庄时，五十九岁却依然无子，傅山为他诊脉之后认为他还有希望生子，于是顾炎武便在静乐买了一妾。“畿南三才子”之一的申涵光来太原走访亲戚的时候也拜访了傅山。申涵光临行前，顾炎武曾作诗送行，留下了“并州城外无行客，且共刘琨听夜鸡”的诗句。申涵光离开太原前夕，他那个担任山西右布政使的中表王显祚极力挽留，申涵光回答说：“太原高士傅青主贫困地生活在土窑中，你如果能礼贤下士，比留我多住几天要强得多。”第二年，王显祚就为傅山买了一所宅院，故址就在今天傅家巷的四号，巷中“版筑故居”的牌坊就是后人为纪念傅山而建。与顾炎武、申涵光一样，广东屈大均也是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他在太原留下过一首《望晋恭花园》，望晋王府花园而思朱明故国，悲叹“悲风处处吹松柏，谁到并州不断肠。”此外，这一时期与傅山交游的知名学者还有李因笃、阎尔梅、孙奇峰等人，这都是那个时代赫赫有名的一代宗师，他们或倾心腹于密谈中，或寄愤闷于诗酒间，以气节相砥砺，以学问相切磋，使松庄形成了一个在野的学术文化中心。傅山先生一生清贫，但他却拥有如此之多名留青史的挚友，这是一笔可与他的学识相媲美的宝贵财富，这是一份令后人感动与羡慕的友谊。

　　在经历了清初的高压政策之后，为了拉拢汉族知识分子，康熙皇帝设立博学宏词科，年逾古稀的傅山也在推荐之列。虽然傅山屡次拒绝，但仍然被奉命行事的地方官员强行护送至北京。

　　奉命促驾的那位县令是在太原做过六年父母官的戴梦熊，他不仅卓有成效地振兴了太原地区的经济，而且为太原地区的文化继承与发展做了贡献，在明末战乱中散落于民间的《宝贤堂集古法帖》就是由他重新收集的，戴梦熊还曾准备兴建双塔寺的院墙和山门，但因为以政绩卓著调任汉阳知府而未能如愿，继任者完成这项工程后，还专门请他提写了“祗园胜境”的门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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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山被迫来到北京之后，称病拒不入城，住在崇文门外的圆觉寺，一些朝廷官员和仰慕他的百姓纷纷前来看望。虽然傅山最终没有参加博学宏词的考试，但因为声名远著，仍被授予内阁中书的职务。按照当时的制度，傅山是必须到午门前叩谢皇恩的，当装病的傅山被抬到午门的时候，心怀故国的他不禁泪流满面，清朝官员强行让他下跪，傅山索性扑倒在了地上，敬佩他的官员们打圆场说：“好了，好了，这就算是谢过了”，这才结束了这绝无仅有的谢恩仪式。

　　回到太原之后，傅山始终不承认清政府对自己的任命，戴梦熊奉命到他家门首悬挂“凤阁蒲轮”的额匾也被断然拒绝。戴梦熊因此后来在为傅山所作的传记中赞叹他“尚志高风，介然如石”。

　　穷困清苦与流离颠沛的生活傅山毫不在意，但一次次目睹亲人的离去却使他痛苦不已，从这一点来说，傅山的个人生活是颇为不幸的。傅山早年丧父，由母亲抚养成 人。二十七岁时，相濡以沫的爱妻张静君留下五岁的傅眉撒手人圜，傅山从此终身未曾再娶。“断爱十四年，一身颇潇洒”，然而，当他在清理旧物偶然翻出妻子为他绣的吉祥物时，他明白，这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谎言，睹物思人，傅山以一首感情真挚的诗作表露了爱妻早逝给他心灵上带来的绵绵苦痛。傅山五十余岁时，他那个深明大义的母亲以及他的弟弟傅止相继去世。傅山与他的哥哥傅庚兄弟情深，傅庚病故时，傅山五天写下了二十一首诗作来寄托自己的哀思。此后，傅山将侄儿傅仁视同已出，出外游历时也经常是由傅仁随行待奉。傅仁深得叔父教诲，极爱临摹傅山的书法，以至于外人莫辩真假，“卅年风雨共，此侄比人亲”，正因为如此，当傅仁英年早逝时，傅山的悲痛是不言而喻的。傅眉是傅山唯一的儿子，他的身上倾注了傅山的心血，也映照出傅山的人生，傅眉在书画文学方面的成就使傅山深感欣慰。傅山七十七岁时，志向未酬的傅眉在诸事无成的叹息中郁郁而终，白发人送黑发人，人生最大的悲痛莫过于此，傅眉的去世是傅山一生最沉重的打击，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也在五个月后盍然长逝，结束了自己传奇高洁的漫漫人生路。

　　傅山先生去世了，他的思想、他的学术成就永远留在了人间，当之无愧地成为清初最杰出的学者和启蒙思想家之一，梁启超称他的学问大河以北无人能及，并将他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一起排入清初六大宗师行列。做为山西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位学者，傅山可谓是一个世所罕见的全才，哲学、儒学、诗歌、书法、绘画、金石、考据等等无所不通，并且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一部《霜红龛集》使我们至今仍能领略他的博学多才。傅山还是一位悬壶济世的医学家，而且经常义务替人治病，山西省博物馆里珍藏着一份由他亲笔所写的行医“招贴”也就是广告的底稿。傅山不仅留下了《青囊秘决》、《傅氏女科》等一系列医学专著，而且民间流传着许多他的行医故事。傅山甚至还是一位武术家，写过一部名为《傅氏拳谱》的武功秘籍，傅山本人轻财重义、豪爽豁达，颇具侠者风范，他的儿子傅眉精于骑射，擅使铁枪，喜好兵法，这也正是受了他的影响。当然，傅山最值得人们称道，至今仍然熠熠发光的是他高山仰止的人格与坚定的民族气节，抗日战争时期，人们就极力称誉那些拒绝与日伪政府合作的知识分子们所体现出的“傅山精神”。正如民间对他的评价一样：这位书法大家是“字不如诗，诗不如画，画不如医，医不如学，学不如人”。

　　除此之外，民间还有许多关于傅山的传说。相传李自成军从北京退往陕西途中，在山西埋藏了大量从北京夺取的金锭，以至于清初山西富户极多，于是傅山与顾炎武制定了票号制度，协助富商开创票号和镖局，希望以此来操纵全国金融，实现反清大业。不过，这只是后人善意的附会而已，一方面，山西票号是平遥人雷履泰在道光初年创建的，另一方面，清军入关初期并未对退出北京的李自成军穷追不舍，李自成在山西退却得相当从容，并不存在沿途埋藏金锭的可能，山西商人的资本都是他们辛勤与智慧的结晶。

　　另一个流传得更为广泛的传说就是人们所认可的“头脑”。相传，“头脑”是傅山为母亲配制的滋补食品“八珍汤”，他后来将配方交给太原南仓街的朵家经营，并为其取了“清和元”的字号，亲笔题写了牌匾。清朝和元朝都是异族人建立的王朝，如此取名，寓含着傅山号召人们吃“清”和“元”的“头脑”的反清思想，饭店天不亮就开张让人们打着灯笼前来则是“天不欲明人欲明”之意。“头脑”至今仍是太原的传统美食，每年“白露”一过，“头脑”便在桥头街的“清和元”以及一些大饭店上市，许多外地人都慕名前来品尝。

　　傅山去世二十五年之后，太原地方官员在阳曲县学乡贤祠和太原三立祠以傅山入祀。光绪年间，时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在太原设立四征君祠，以傅山、吴雯、阎若璩和范镐鼎四人入祭。到了民国六年，地方政府又在东缉虎营新建“傅公祠”，阎锡山题写了“尘表孤踪”的牌匾，山西大学学者江叔海撰写了楹联：“论三晋人豪，迹异心同，风亮日永；作百年师表，顽廉懦立，霜满龛红。”可惜的时，这处太原城内的风景名胜后来却被占为办公场所，到了抗日战争初期，这里又被改建成为高级招待所，周恩来赴太原与阎锡山商谈抗日事宜时，就曾下榻于此。如今，“傅公祠”被改建成为山西省政协院内的“西园”，已经没有多少人还记得这里曾经供奉过百年师表万世楷模的傅山先生。建国后，山西省陆续成立了傅山著作整理委员会和傅山研究会。太原市地方政府搜集散失的傅山书法真迹，在汾河边新建了傅山碑林公园。六十年代初，有关部门将晋祠的同乐亭翻盖为“山西历代书画馆”，之后又改建为傅山纪念馆，里面有傅山先生的生平事迹介绍和他的部分书法、绘画作品。

　　农历龙年腊月二十六，踏着尚未消融的积雪，我再一次来到了晋祠，寂静的园内只有三批游客，从傅山先生曾经读书的云陶洞下来，我独自步入空无一人的傅山纪念馆，尽管已经阅读过许多不同版本的傅山传记，但我仍然再一次认真地看完了馆内的生平介绍，凝望着画像上身着道袍“萧然物外，自得天机”的傅山先生，我不禁想起了昔日“傅公祠”内的另一幅楹联，那是傅山先生一生的浓缩：“文章气节争千古，忠孝神仙本一途。”


　　附录：本章背景资料

　　纪念傅山先生诞辰四百周年专辑

　　太原为什么会名列天下王氏二十一处郡望之首，太子晋为什么会被周灵王废为庶人，迁居太原的太子晋后人为什么会以王为姓，台骀为什么会被尊为汾水之神，太原的台骀庙为什么会成为张氏祖祠之一。请看《沧桑阅尽话太原》第二十四章：太原王氏

　

傅山先生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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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桑阅尽话太原第二十四章　太原王氏

　　姓是起源于原始氏族社会的标志家族系统的称号，山西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中华民族许多姓氏从山西开宗立姓，目前可查的就有40多个，张王李赵遍地刘，中国五大姓之中，就有张、王、赵三大姓发源于山西，而王姓，更是起源于太原。

　　王氏的始祖是是黄帝的四十二代后人、东周的王子乔，王子乔本名姬晋，字子乔，周灵王的太子，人称太子晋，约生于公元前 565年，卒于公元前 549年。

　　在位二十七年的周灵王是东周时期一个平庸的帝王，但太子晋却口碑极佳，温良忠厚，聪明博学，十五岁就开始以太子的身份辅佐朝政。师旷是春秋时代著名的音乐家，晋平公派他晋见太子晋时，曾与他探讨君子之德，太子晋联系舜、禹、周文王、周武王的作为，精辟地阐述了自己的理解，使得曾经劝说晋平公治国要以“仁义为本”的师旷心悦诚服。

　　周灵王二十二年，谷、洛二水泛滥，王宫也受到洪水的威胁，就在这个时候，太子晋与周灵王在治洪策略上发生分歧。周灵王准备沿用壅堵的方法，太子晋反对道：“不可，曾听自古为民之长者，不堕高山，不填湖泽，不泄水源，天地自然有其生生制约之道。”同时以禹的父亲鲧用壅堵的方法治水失败的教训批评了周灵王的治水计划。忠言逆耳，也许是太子晋的批评过于尖刻了吧，周灵王一怒之下将太子晋废黜为庶人。太子晋被废黜后，内心的苦闷可想而知，不到三年，就抑郁而终，年仅十七岁。

　　就在师旷拜见太子晋的时候，见到太子面色发红，认为这是身体不佳的兆示，太子晋预言说：“我再过三年，就要上天到玉帝之所。”太子晋的死神奇地验证了他的预言，正因为如此，民间逐渐将他传说成为一位神仙人物。据《列仙传》中记载的神话故事说，太子晋喜欢吹笙，声音酷似凤凰鸣唱，游历于伊、洛之间，仙人浮丘生将他带往嵩山修炼。三十余年之后，一个名叫桓良的人遇见太子晋，太子晋对他说：“请你转告我的家人，七月七日与我在缑氏山相会。”到了那一天，太子晋乘坐白鹤出现在缑氏山之颠，可望而不可及，几天之后，太子晋挥手与世人作别，升天而去，这也就是“王子登仙”的传说。唐代武则天封禅泰山时，封太子晋为“升仙太子”，并为他立庙，多年之后武则天来到嵩山，立制了御书《升仙太子碑》。据说，现在河南偃师县缑氏山上仍有别名仙君观的升仙太子庙。后世的文人在他们的诗作中也常常引用这一典故，屈原在《远游》中有云“轩辕不可攀援兮，吾将从王乔而娱戏。”李白也曾写过“吾爱王子乔，得道伊洛滨”的诗句。由此看来，“王子登仙”的神话传说在历史上还是影响比较大的。

　　太子晋去世后，他的儿子敬宗后来出任司徒，有感于周王室日益衰微天下大乱而辞官远去，避居于太原，因为他们是王者之后，时人称之为“王家”，敬宗于是以王为姓，以太子晋为系姓始祖，从而开创了太原王氏。敬宗死后，就葬在晋阳城北，称为“司徒冢”。

　　在中国历史上，各姓氏的发祥地或著名人物出生、居住地，称为地望或郡望，王氏郡望共有二十一处，而太原，则是王氏地望之首。王氏的衍派据说如今已有二百多个，这其中很多都是由太原王氏衍生而出。

　　太原王氏名人辈出，秦代统一六国的名将王翦就是王子乔的九世孙，东晋世族王导，大书法家王羲之，政治家王安石、著名学者王阳明、王世贞、王夫之、王念孙等人都是太原王氏的后裔。而唐代著名诗人王瀚、王昌龄、王之涣更是土生土长的太原人。

　　明朝的一代名臣王琼是太原晋源人，座落于晋祠的晋溪书院曾经是他的私人花园。1992年，当时的太原市地方官员出于发展经济的考虑，成立“海外太原联谊后援会”，在晋祠晋溪书院旧址上新建太原王氏祖祠——子乔祠，第二年四月在这里举行了世界王氏恳亲联谊活动，邀请来自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等国家和地区的海内外太原王氏代表二百多人。

　　离子乔祠不远，在晋祠圣母殿西侧便是我国张氏始祖台骀的祠庙。

　　关于台骀，《左传·昭公元年》记载说：黄帝的儿子少昊有一个裔孙名叫昧，担任治水官员，他有两个儿子，分别叫允格、台骀，台骀继承了昧的事业，善于治水，疏通了汾河、洮河，将洪水引入了大泽，使人们能够在太原地区居住，颛顼因此嘉奖他，封于汾河，后人尊称他为汾水之神。太原的民间传说中，汾河里有黑龙肆虐，台骀为民除害，斗杀了黑龙，黑龙的尸体化作太原西侧绵延的山脉，太原地区的水患从此平息。

　　太原流传着一句“打开灵石口，空出晋阳湖”，文中的晋阳湖并非今天太原第一热电厂那个蓄积冷却循环水的人工湖，为了方便区别，而将它称为古晋阳湖。一些学者研究认为，古晋阳湖，其实就是台骀治理过的大泽，位置就在今天的王郭村、东庄一带，后来为了纪念台骀而将其称做台骀泽。宋初赵匡胤亲征晋阳，决开汾河、晋水灌城，宋军撤退之后，北汉军队就是将洪水引入了台骀泽。

　　台骀做为传说中的汾水之神，自古以来就受到人民的尊敬，早在唐代以前，晋祠南五里的王郭村就建有台骀庙，唐代河江节度使卢钧改庙名为“汾水川祠”。后晋石敬瑭封台骀为昌宁公，台骀庙于是又被称为昌宁公庙。

　　晋祠里的台骀庙则是由高汝行于明代嘉靖年间捐资修建。高汝行是晋祠东庄人，考中进士后出仕浙江，四十七岁时被权贵诬陷，罢官归家。高汝行回归故里后，编著了太原历史上第一部县志，也就是嘉靖版《太原县志》。嘉靖二十七年，高汝行又倡议捐资重修晋祠，并亲自督工修葺了唐叔虞祠。

　　那么，高汝行为什么还要独自出资在晋祠新建一座台骀庙呢，据说有两个原因，一是高汝行的家乡东庄地处台骀泽西畔，东庄百姓深受台骀治水的遗惠。二是传说高汝行在浙江做官时，一次在江中遭遇风浪，几乎丧命，而救他脱险的恩人自称名叫台骀，高汝行认为是家乡的汾水之神救了他，便决定建庙以报答神恩。

　　关于张氏起源，唐林宝《元和姓纂》和宋欧阳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有着相同的记载：黄帝的儿子子少昊青阳生子名挥，发明并且校正了弓箭，因而被赐姓张氏，成为张氏始祖。《尔雅·释诂》：“正”即“长”。“弓正”即“弓长”，合起来便是“张”。有趣的是，在甲骨文中，“晋”字的字意是装箭之囊，看来，山西与张氏是颇有渊缘的。明、清张氏族谱也记载：“始祖挥公受封之国在山西太原府太原县。挥生昧，昧生台骀”，“庙在太原县尹城里”，所居张氏“尹城派，天下通派之祖也”。尹城里就是今天晋祠南五里的王郭村，所以，王郭村的台骀神庙也就成为天下张氏的祖祠之一。

　　除此之外，晋祠博物馆在近年整理石刻库房时还意外地发现了“郭公庙碑”，可以肯定，郭氏起源于山西，具体是在汾阳还是阳曲，学者们仍有争议，这块由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撰写的石碑已经成为研究郭氏起源与汾阳王郭子仪的重要史料，至于这块石碑为什么会出现在晋祠，那就不得而知了。

　　汉代“横中流兮扬素波”的汾河到了明代为什么会变成“太行山西浊汾流”，宋、明时期为什么会有“花花正定府，锦绣太原城”的赞语，元好为什么会在汾河边留下“恨世间情为何物”的《雁丘辞》，是谁将防洪工程建成了太原最早的公共园林柳溪，汾河岸边美丽的桃园是如何消失了。请看《沧桑阅尽话太原》第二十五章：汾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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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桑阅尽话太原第二十五章　汾河水

　　随着生态环境的不断破坏，山西地区在清朝末年连续出现严重的自然灾害。光绪皇帝即位不久，从1876年到1879年，山西成为华北地区大旱灾的重灾区，绝大部州县绝收绝种，饥荒与瘟疫迅速蔓延，有的地方所有的树皮都被剥光充饥，有的饥民则将人肢解后或食或卖。参加赈灾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从太原南行巡视灾情，在他的日记里详实地记录下了他一路上亲眼目睹的“平生最可怕的景象”，一些灾情报告至今仍让阅读者毛骨悚然，用山川枯竭、赤地千里、饿殍遍野来描述当时的情景丝毫不显夸张。李提摩太的灾情调查对海外的赈灾活动起到了重要作用，他正是用筹集来的捐款在太原设立粥棚，每天赈济灾民两万余人。这场史所罕见的旱灾过后，山西全省人口总数从1600多万下降到1000多万，三分之一的百姓在大灾中饿毙或逃亡。这场旱灾对山西近代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不良影响是极其深刻的，做为山西省会的太原，直到二十年后，人口也只恢复到三万，这恐怕是太原历朝和平时期的人口最低数。

　　旱灾过后，水患又不期而至，1886年，汾河泛滥，河堤决口，猛烈的洪水冲破已经关闭的大南门涌入城内，半壁西城顿成泽国，满洲城、学台衙门、阳曲县文庙以及不计其数的民宅刹那间荡然无存，肆虐的洪水逐渐平息下来之后，才凿开城墙引出城外。水灾之后，当时的山西巡抚张之洞请求李提摩太为根治汾河水患出谋划策，李提摩太在教会医院院长绍菲尔大夫的帮助下，用水准仪对太原城周进行测量，绘制地形图，拍摄照片，据此写出了一份详尽的报告，张之洞根据这份报告改善了防止水患的措施。

　　包括太原在内的中游一带历来是汾河水患的多发区，汾河进入太原盆地之后，河道纵坡变缓，有较多的支流汇入，泥沙淤积严重，主要靠堤坝挡水，因而比较容易遭受洪灾。解放前一百多年里，汾河发生洪灾二十余次，平均五年一次，1892年和1942年的洪水又两次使太原西半城被淹。建国后，1954、1959、1977、1988、1996年，汾河中下游发生了五次较大规模的水灾，尤其是1977年平遥水灾，导致尹回水库垮坝，南同蒲铁路中断十天，死亡七十人。

　　当然，给太原造成水患的并非仅仅汾河，两山夹一河的地势使得太原极易受到东、西两山爆发的山洪危胁。太原城东部边山的五条山沟，每逢夏秋雨季，雨水和山洪沿着山沟注入洼地，酷似五龙吐水，五龙口因此而得名。清代嘉庆二十年，东山山洪爆发，十几丈高的巨浪直扑太原，大南街和大南关都被山洪吞没。1955年七月，西部边山山洪爆发，汹涌的洪峰受到高大的铁路路基阻挡之后，转向直冲晋西机器厂的家属宿舍，成为太原解放五十年历史中损失最大的一次洪水灾害。1996年8月4日，西山再次爆发洪灾，洪水顺着迎泽西大街和虎峪河等泄洪沟奔涌直下，洪水过后，迎泽西大街到处都是从西山小煤窑冲下来的坑木，迎泽桥西一带淤积的泥沙有将近一米厚。

　　比天灾更可怕的是人祸，除了自然灾害之外，汾河还曾经三次被人为的用来水淹晋阳。第一次是公元前 453年，赵襄子奠定三家分晋的晋阳之战中，智伯决晋水、汾河灌城，洪水一直淹到离城头三版的地方。第二次是公元 969年，赵匡胤御驾亲征，久攻晋阳不下之后，决开汾河、晋水漫灌晋阳，汾水一度从崩塌的城墙缺口冲入城内。第三次是公元 980年，赵光义在火烧晋阳的第二年，决开汾河，冲灌晋阳古城废墟，将晋阳彻底摧毁。

　　其实，相对起南方那些水患频繁的河流来说，唐代以前鲜有水患的汾河可以算得上是娴静美丽甚至温柔婉约，很少发生特大规模水灾的汾河是哺育太原城的当之无愧的母亲河。
　
　　全长七百公里的汾河是黄河第二大支流，也是山西省最大的河流，汾者，大也，汾河因此而得名。汾河在太原境内纵贯北南，全长一百公里，占到整个汾河的七分之一。

　　《左传·昭公元年》关于台骀在太原地区治理汾河成为汾水之神的记载，是汾河在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出现。公元前 647年，晋国发生饥荒，向已结成秦晋之好的秦国求援，秦穆公发动“泛舟之役”，运送粮食的船队经渭河、汾河直抵晋国的绛都，也为我们留下了“晋惠公借粮——有借无还”的歇后语。泛舟之役是汾河航运的最早历史记载，同样是运粮，1963年河津缺粮，政府调集二十艘船只经汾河运送粮食，这成为汾河历史上的最后一次航运。

　　公元前 113年，汉武帝刘彻率领群臣到河东郡汾阳县祭祀后土，途中传来南征将士的捷报，而将当地改名为闻喜，沿用至今。时值秋风萧飒，鸿雁南归，汉武帝乘坐楼船泛舟汾河，饮宴中流，触景生情，感慨万千，写下了千古绝调《秋风辞》：“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萧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到了唐代武则天年间，并州长史崔神庆“跨水联堞”，修建了横跨汾河，连结东、西二城的中城。此后，河东节度使马遂在太原城外汾河沿岸修建了大量池沼，种植柳树上万株，不仅美化了风景，而且节省了守城的兵卒。

　　宋代天圣年间，曾经奏请减免山西百姓煤炭和冶铁税的陈尧佐来到太原，担任并州知州，当时的汾河时常泛滥，早年在滑州时就以治水闻名并修筑过“陈公堤”的陈尧佐于是新建了一道五里长的河堤，基本解除了水患。做为一个文化素养极高的知识分子，陈尧佐对小桥流水式的园林风景情有独钟，他在汾河岸边引汾河水潴成湖泊，沿河环湖种植数万株柳树，并在堤上兴建了“彤霞阁”，将其统称为“柳溪”，在加固堤防的同时，将这一防洪水利工程又建设成为太原最早的公共园林。此后，继任官员对“柳溪”继续进行扩建和维护，暮春三月，轻轻柳絮点人衣，地方官员和城中百姓都要来这里踏青游览。元代太原僧人小仓月在他名为《太原城》的诗作中是这样描述柳溪的：“堤边翠带千株柳，溪上青螺数十峰，海晏河清无个事，画楼朝夕几声钟。”元人陆宣则在《游汾河》中留下了“翠岩亭下问棠梨，上客同舟过柳溪”的诗句。遗憾的是，美丽的柳溪最终在元朝的乱世之中消失了。八十年代初，为了纪念昔日的良辰美景，在柳溪旧址附近的一条街道被命名为“柳溪街”。

　　二百年后，金末元初的著名学者元好问在参加科举考试的途中来到太原，游览完汾河西岸的晋阳古城遗址，为我们留下了一首《过晋阳故城书事》。就在汾河岸边，他路遇一位张网捕雁的农夫，农夫告诉他，今天早晨在河滩上网到两只大雁，农夫杀掉其中的一只后，另一只脱网逃走的大雁在空中悲鸣哀叫，始终不愿离去，最后竟然一头撞向地面殉情而死。听完农夫的诉说，元好问唏嘘长叹，向农夫买下了这两只大雁，将它们埋葬在汾河岸边，用石块垒起一座坟丘，称之为“雁丘”。与元好问同行的学子们纷纷赋诗，元好问也写下了一首流传千古的《雁丘辞》：“恨人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是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景，只影为谁去。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荒台依旧平楚。招魂楚些嗟何及，山鬼自啼风雨。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恨，来访雁丘处。”遗山先生毕竟是大家手笔，同样感天动地的题材，同行者的诗作早已被人们淡忘，唯有他的《雁丘辞》传唱至今，到了现代，更是通过金庸先生的《神雕侠侣》而成为千古不朽的爱情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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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太原，城郭壮丽，殿宇辉煌，山川秀美，再加上葱茏苍翠遍布古柏劲槐被称为“锦绣岭”的东西两山，时人有“花花正定府，锦绣太原城”的赞语。现代人很难想象太原东西两山那光秃秃的黄土高坡当年竟会有“锦绣岭”的美名，而事实上，在古代甚至直到明朝，不仅是太原，整个山西地区，大部分都被森林和草地所覆盖，学者们甚至认为在两千多年前，山西的森林覆盖率高达63%，相当于现在的十倍。如同现代山西将廉价煤炭输出省外将生态灾难留给自己一样，秦汉及唐代修建长安，北魏修建洛阳，宋朝修建汴京，明朝修建北京，所用的木材大多是从山西采伐，然后经汾河水运出晋。受到人类活动以及战争、自然等因素的影响，山西的森林日益减少，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在唐代还以“素汾”见称的汾河到了明朝中叶，在明代文坛“前七子”之一李梦阳的笔下已经成为“太行山西浊汾流”，而方圆百里的昭余祁、并州薮、汾陂、文湖、洞过泽等著名古代湖沼也先后在明清之际干涸消失了。

　　另一位明代诗人张颐还为我们留下过一首《汾河晚渡》：“山衔落日千林紫，渡口归来簇如蚁。中流轧轧橹声清，沙际纷纷雁行起。遥忆横流游幸秋，当时意气谁能俦。楼船箫鼓今何在？红蓼年年下白鸥。”古人观景，除了自然风光之外，更加注重意境，正因为如此，汾河晚渡，在清代成为太原八景之一。

　　到了民国初年，汾河岸边又出现了“桃园”美景。大约是民国19年前后，颇有些闲情逸致的太原富户党氏，购买了水西关外汾河岸边一片百余亩的荒滩，雇用一些精通园艺的林工花匠，精心培了桃苗、杏枝，辟建出一片私人园林。几年之后，在园工们的精心培育下，早春二月，短短桃花临水岸，桃杏争相吐艳，芳菲满园，春意盎然，“桃园”的美名油然而生，慕名而来的游春踏青者络绎不绝。1946年四月，太原的《民众日报》连续报道了两则关于桃园的消息，“……春意阑珊，群以折花为乐，夭桃有知，定不为主人招揽损失。”“……各中小学校员生，连日旅行亦以之为目标，似乎要向它探索一个满意的春天。”太原战役期间，桃园成为孤城太原接受空投弹药和给养的基地，桃园遭到不小的破坏。建国后，园林部门将桃园扩大到一百六十亩，其中八十亩专门栽种桃树，在恢复了桃园美景的同时，还能年产三万斤水蜜桃。然而，在文革那个疯狂的年代里，一些头脑发热的革命者在这里砍树种粮，两千余株桃树被一扫而光。此后，城市发展的脚步迅速推进，剩余的几千株树木也在三年的时间里被全部砍伐，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的宿舍楼和几条空有“桃园”之名而难见人面桃花相映红的狭窄街道。九十年代初，曾有人呼吁恢复桃园美景，在汾河岸边广种桃树，但未能实施。1995年，园林部门在新建北路隔离绿化带上改种桃树，总算使得与新建北路相衔接的几条桃园小巷不再是浪得虚名。

　　“浊汾”也罢，汾河当时总归还是有水的，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陷，守城军队突围之后向西山转移，很多将士就是在这枯水期里泅渡的时候埋骨汾河的，这一点倒是与宋代太原抗金战中突围后投汾水殉难的太原守将王禀颇为相似。然而，建国以后，工农业急速发展，人口剧增，汾河水量锐减。1961年，山西省政府在太原上游的娄烦兴建库容七亿立方米的汾河水库，由于缺乏大型施工机械，工期严重滞后，在雨季到来之前已经很难建成大坝，中央为此下令汾河水库下马，山西地方领导在做好跳汾河的准备后冒着风险坚持施工，硬是采用十几万人齐上阵的人海战术如期完工，山西还以此题材拍摄了一部名为《汾水长流》的影片。汾河水库建成后，太原人民的头上就顶了一盆水，而汾河太原段却基本干涸，只有在雨季和汾河水库放水时，才能看到混蚀的河水流过半个河床。前几年，一对太原父子就是趁着汾河水库放水，撑着自己制造的竹筏顺流而下，穿越了汾河太原城区段，只是不知道当他们横中流兮扬浊波的时候，是否想起了《人说山西好风光》中有一句“你看那汾河的水呀哗啦啦地流过我的小村庄……”

　　几近干涸的河床唯一的好处就是为建造桥梁带来了方便，仅汾河太原城区段，目前就建有七座桥梁。太原最早的汾河桥应该建于唐代，并州长史李绩修建了横跨汾河向东城送水的“晋渠”。宋初平定北汉时，曾多次在晋阳城外的汾河桥交战，宋军曾在此击败北汉名将杨业，但汾河桥也在那次战斗中遭到严重破坏，为此，赵匡胤下令砍伐西山林木重建了汾河桥。汾河再次建造桥梁是民国时期，在修建太原至军渡的公路时，同时在太原汾河上修建了一座木结构的公路桥，这座桥梁在抗日战争中被炸毁，1997年修建新迎泽大桥时，还曾挖出过深入河床的木桩和日军炸弹。后来，日伪政府修建了一座五百余米长的钢筋混凝土桥梁，这座民间所谓的“洋灰桥”宽度仅容一辆汽车通行，不过，这却是目前为止，使用时间最长的一座汾河桥。1953年，迎泽大桥建成，当时号称“华北第一桥”，与它毗邻的日伪汾河桥被保留下来做为上行的非机动车道继续使用。1996年，七十米宽的迎泽大街历经四十年终于做完了十里长街梦，为了建造了一座与其相适应的新桥，昔日的华北第一桥和“洋灰桥”同时被炸掉，取而代之的是宽达五十米据说为全国之冠的新迎泽大桥。炸桥前夕，很多太原人都前往迎泽桥拍照留念，在我的影集里，还有两张摄于爆破当天清晨的旧迎泽大桥照片。

　　《汾河流水哗啦啦》，这首六十年代电影《汾水长流》的主题歌在山西传唱不衰，再也不闻汾河流水哗啦啦的太原人始终盼望着能够重新看到汾水欢歌。八十年代，太原工业大学的一位教授提出了汾河蓄水建议，这一建议终于在世纪末变成现实，太原市投资四亿人民币，完成了汾河太原城区段治理美化工程，通过复式河槽和四道橡胶坝实现了汾河蓄水的目标，柳溪、桃园等美景虽然已经很难恢复，但汾河晚渡、雁丘等历史名胜都重现汾河公园。

　　除了母亲河汾河之外，太原城区还有因清代八旗军饮马而得名的饮马河等多条小河和一些湖泊。

　　如今太原城中最大的湖泊是迎泽湖，这里曾是太原城外的一片荒地，在光绪十二年的汾河大水之后变成一片沼泽地，近代一度成为焚尸场和刑场，太原战役总攻时刻，抬着云梯横穿这片积水的解放军战士在炮火的洗礼之下曾将湖水染红。五十年代，太原市新建迎泽公园，通过全市职工学生的义务劳动挖湖堆山，蓄水后因为位于迎泽门外而被命名为迎泽湖。

　　太原城中历史最悠久的湖泊当属儿童公园的文瀛湖，文瀛湖是明代展扩太原城池后由东南半壁雨水汇集而逐渐形成的两片积水，当时的名字叫海子堰，当年李自成的部将陈永福就是在这里处死了一千余名明朝宗室。海子堰的两片积水在清代被贯通，因为靠近贡院而被命名为文瀛湖，成为旧太原八景之一的“巽水烟波”。1912年孙中山来太原时，就是在文瀛湖畔向各界群众做的讲演，此后，这里先后被命名为文瀛公园、中山公园、新民公园、人民公园，最终在1982被定名为儿童公园。

　　在太原市新建北路东侧，分布着一系列小湖泊，包括动物园里的黑龙潭、新建路游泳场、南海子等等，这些被称为“城西水系”的小湖泊大多都是明代太原城西护城河的残留水面，直到民国初年，它们彼此之间还都是相互贯通的，并且留下了可以行船的记载。建国后，按照城市规划，将要疏通城西水系，新建北路东侧与城西水系之间的空地全部预留用于绿化，如果这一预想能够实现的话，我们可以设想，新建北路从天龙大厦东侧直到动物园一线，将会出现一个比汾河带状公园更加美丽更加方便人民群众的休闲娱乐场所。遗憾的是，这一规划却在文革期间被破坏，预留的空地大多已被用于市政建设，仅留下紧邻新建路游泳场的新建路小游园。近年来，随着对环保绿化工作的不断重视，南海子公园的建设已经列入规划，也算是对当年遗憾的一点补偿吧。

　　山西巡抚毓贤为什么要屠杀外国传教士，慈禧太后为什么要来太原，英国传教士为什么要用赔款在太原修建全国第三所大学，魏仁秀为什么要以太原为背景创作《花月痕》，太原奇案为什么会被收录进《清末四大奇案》，请看《沧桑阅尽话太原》第二十六章：晚清轶事

　

汾河公园雁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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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桑阅尽话太原第二十六章　晚清轶事

　　1882年正月，四十五岁的张之洞来到太原，出任山西巡抚。做为清流派的主要成员，张之洞此前大多担任诸如学政、侍讲学士之类并不重要的官职，在近代已经逐渐落伍于时代的山西为锐意进取的张之洞提供了大展宏图的舞台。

　　尽管在两年前还曾毫不客气地上疏痛骂当时的洋务派领袖李鸿章、刘坤一，但山西积贫积弱的现状以及“丁戊奇荒”对地方经济的严重破坏却促使张之洞从思想到行动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最终在这里迈出了从清流派转变为洋务派的第一步。

　　在曾国荃抚晋期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曾专门为山西设计过包括开矿、兴实业、办学校等内容的“洋务”方案，但却被曾国荃束之高阁。在革除弊政整顿吏治的同时，张之洞依靠这张蓝图以及招募的一批洋务人才艰难地在封闭保守的环境中启动了山西近代化的进程，仿制洋火药的山西机器局成为山西的第一个近代工厂。此外，张之洞还在太原成立桑棉局，开始发展山西的纺织工业，筹办山西练军，用洋枪洋炮来武装这支新式军队。

　　与此同时，做为传统儒家思想的继承者，张之洞也极为重视山西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他兴办“义学”，以谋求地方教育事业的普及，他在太原府署之北也就是今天的太原实验中学设立令德堂，为封建王朝培养新式人才，“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就在这里主讲《尚书》。张之洞所进行的文教活动也突破了传统的范围，他上任的第二年下令山西书局从南方购运包括西方译著在内的书籍，以促进山西学子思想观念的进步。

　　以王勃《滕王阁序》中“腾蛟起凤”一句而得名的起凤街上，建有明清两代的贡院，张之洞赴任后修缮了破败的贡院，并在这里主持了光绪八年的山西乡试。

　　光绪七年，文庙被水冲圯后，太原缙绅学土认为这是上天降凶示于文人，齐聚府衙请求太原知府出面重建。张之洞为了稳定太原文人之心，便决心重建一座规模更大的文庙 ，亲自选址于同治年间焚毁的崇善寺废墟 ，并倡导省城集资，没有动用公款就很快建起一座规模宏伟的新文庙，文庙后来成为山西省博物馆一部。

　　1884年五月，正当张之洞准备在资源丰富的山西开矿冶铁的时候，中法战争爆发，被朝廷寄予厚望的张之洞调任两广，在山西“喘息无暇”的两年零四个月里积累的经验使得他在日后成为洋务运动后期的领袖之一。

　　张之洞离晋六年之后，胡聘之先后出任山西布政使、山西巡抚，在三桥街开办了太原火柴局、太原机器局等一系列新式工业。其中，创建于1898年的太原机器局成为山西近代机械工业的先驱，并因在慈禧太后庚子国变西狩途经太原时为她的卫队修缮枪械而名噪一时，西太后曾亲临机器局参观，赏赐监工陶庆春“团龙马褂”。民国时期，太原机器局并入阎锡山的西北实业公司，成为维护其统治不可或缺的军事工业。解放以后，这里成为兵器部 247厂，对外名称山西机床厂，至今仍是我国重要的火炮制造企业。

　　胡聘之在山西的九年中，可谓功过参半，在为山西的经济、政治、文化做出贡献的同时，也以借款一千万为条件，向外商转让了山西部分矿产开采权，正是他这一有损于国家利益的行为直接导致了日后的争矿运动。1905年，就在英国福公司前来接洽接收矿区的时候，以山西大学堂为首的数千名学生在海子边集会，要求收回矿权。在此期间，福公司从上海请回了山西大学堂的创始人李提摩太，但他的调解被爱国学生拒绝，李提摩太流着眼泪黯然离晋。第二年，山西阳高县留日学生李培仁在东京投海自尽，出于为争矿运动鼓舞士气的目的，几名山西留学生借用李培仁的名义写成了《李培仁蹈海绝命书》，详叙争矿理由和殉矿决心。《绝命书》一经公布，立即引起轰动，李培仁也被尊称为“烈士”，当他的遗体运回太原时，山西各界人士在文瀛湖为其举行公祭。争矿运动最终在两年后，在晋商名流渠本翘的鼎力支持下以 275万两白银的价格赎了山西矿权。

　　就在山西逐步启动近代化进程的同时，天主教、基督教也在山西迅速传播。事实上，天主教早在1620年也就是明朝万历四十八年就已经由意大利传教士传入山西，13年后，一名比利时传教士将天主教传入太原。到了清朝末年，太原地区已经建有六十余座教堂，并且建有修道院、孤儿院、教会学校、教会医院以及教会公墓，教会公墓里埋葬着许多不远万里来华传教的外国传教士。张之洞抚晋期间，曾专门设立教案局，处理与教会有关的事务。

　　与我们所知道的那些关于西方传教士以及教民们的不法行为不同，太原地区并没有太多类似的明确记载，并且因为教会在赈灾方面树立的良好形象而与山西人民和睦相处，并没有发生过大的纠纷。但是，随着西教的深入和教民数量的增加，新的信仰与旧有习俗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终于使得中西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在一个新的世纪即将来到的1900年以“义和团运动”的形式激烈爆发，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势力和山西地方官员的愚昧无知、夜郎自大和盲目仇外则最终酿成了异常惨烈的“山西教案”。

　　义和团运动最早爆发于山东，当时担任山东巡抚的毓贤默认了义和拳的存在进而鼓励他们的行动，并且将义和拳改名为义和团，两名德国传教士在此期间被杀。毓贤虽然一度被停职，但并未失去保守势力的宠幸，很快就被任命为山西巡抚，一些外国使节就此向清政府提出抗议，他们的举动进一步激怒了毓贤。当袁世凯把山东义和团赶入直隶的时候，毓贤于1900年三月带着十几名担任卫队的义和团成员和满腔的仇恨就任山西巡抚。

　　1900年的混乱之所以没有蔓延到南方而只局限于中国北方，与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鸿章这些洋务派大臣的理智与开明以及南方近代化进程开始较早是分不开的，同样做为封疆大吏，毓贤对“山西教案”负有重要责任。毓贤是晚清时代顽固腐朽的封建保守势力中的典型代表，他在愚昧而又冥顽不化地以自己的方式抱效朝廷的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他身上看到封建官员们凶残嗜杀、蔑视人道的特质。当他在外国的抗议之下被撤掉山东巡抚的职务后，更是萌发出强烈的报复意识，他要利用义和团的反帝爱国热情和底层农民的愚昧无知来满足自己极端仇外的阴暗心理和盲目排外的愚蠢目的。

　　上任伊始，毓贤就极不明智地在会见山西北境教区副主教富格辣时失尽礼节，之后又痛斥对义和团存在不同看法的下属，并为义和团配备了数百把钢刀，对进出山西巡抚衙门的义和团首领奉之如上宾。这一年的夏天，义和团进入北京，因为上一年的“百日维新”而更加仇视外国的慈禧太后使义和团取得了合法地位，义和团运动进入高潮。

　　在毓贤的支持下，义和团运动在山西也如火如荼地爆发了，太原的东夹巷教堂、大北门教堂以及一些教会医院、教会学校先后被焚烧，而城内的外国传教士则被毓贤以保护安全为借口全部监禁于猪头巷客馆。不久，慈禧太后密电各地督抚杀绝洋人，事实上，大部分拥有健康思维并能真正从大局出发的督抚都抵制了这个乱命，山西邻省陕西甚至派兵护送洋人前往汉口避难，全国数十名督抚中，唯一一个执行了慈禧太后密电的，就是毓贤。六月十三日，毓贤身穿朝服拜见八十岁的白发老母，含泪表示自己为了国家将不能再顾及自己与家庭。辞别老母之后，毓贤将四十四名外国传教士、十七名中国教徒以及从寿阳押来的英国教师毕翰道一家七人全部带到巡抚衙门西辕门前，在百姓的围观之下逐一杀害，行将就戮的妇孺哀号之声惨不忍闻，教民们被杀后，枭首示众，剖心弃尸，备极残酷。这些遇难者中，包括在山西传教十年之久的山西北境教区正副主教艾士杰和富格辣，而艾士杰是被毓贤亲手刺杀的，他们后来都被罗马教廷册封为“真福品”。

　　此后，义和团在城内散发传单、毁洋伞洋帽、逐杀不愿退出教会的教徒，当时也有一些政府官员入教，千总李富因此被杀。太原郊区的几支义和团也开始设坛拜神，杀戮教民，焚烧教堂，教民们躲入教堂避难，与前来攻打的义和团激烈交战，相互攻守之间的伤亡更加深了难以化解的仇恨。据《晋祠志》作者刘大鹏的记载，王郭村、古城营、三贤村等地的教堂被攻破之后，都发生了残酷的报复和杀戮，分别有多达数百名甚至上千名包括妇孺老幼在内的教民惨遭屠杀。

　　据事后统计，“山西教案”席卷全省79个州县，全省被杀教士191人，被杀教徒6060人，被毁教堂、医院225所，被烧拆房屋两万余间，后果之严重，可谓全国少见。

　　今天，我们在撰写历史教科书时告诉后代，义和团运动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它无区别地杀害教徒、拆毁铁路与电报线的行动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

　　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破北京，慈禧太后裹挟着光绪皇帝仓惶西逃，途中发布了镇压义和团的上谕。9月9日，慈禧太后抵达太原，毓贤率领文武官员带着仪仗銮舆出城二十里迎接。当年嘉庆皇帝准备巡幸五台山时，山西巡抚准备了精美的仪仗銮舆，后来嘉庆皇帝取消行程，这批仪仗也就被封入太原府库，此后历任山西巡抚到任后均加上封条，一百年后，撕去层层封条取出仪仗，竟然灿烂如新。光绪皇帝在太原再次向慈禧太后提出亲自回北京与各国公使谈判，仍被慈禧驳回。

　　慈禧太后在太原对毓贤说：现在山西没有洋人，这是你的功劳。但是，在八国联军惩办罪魁的要求下，这样的功劳同时成为毓贤被发配新疆的理由。就在毓贤行抵兰州的时候，慈禧太后下旨将他就地正法，随行的小妾也被迫令自尽。谕曰：毓贤前在山东巡抚任内，妄信拳匪邪术，至京为之揄扬，以致诸王大臣受其煽惑。及在山西巡抚任内，复戕害教士、教民多命，尤属错谬凶残，著传旨即行正法。执迷不悔的毓贤临死前为自己作了一副挽联：臣罪当诛，臣志无他，念小子生死光明，不似冤沉三字狱；君恩我负，君忧谁解，愿诸公斡旋补救，切须早慰两宫心。他却并没有认识到，他狭隘的政治理念和疯狂举动在带来深重灾难、破坏清政府国际形象的同时，只会将这个日薄西山的王朝以及整个历经苦难的民族带入更加闭关锁国万劫不复的危险境地。

　　事实上，百年的屈辱和固有的民族性格使得这种仇外心理至今仍然深深地埋藏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底，在庚子国变后的半个世纪里，这种心理在小范围内又多次急剧释放，并招致了远比我们强大得多的帝国主义列强的残酷报复，为中国近现代史留下了一个又一个的“惨案”和“事件”。但我们在一次次地谴责侵略、抱怨“落后就要挨打”的时候，却很少有人认真反思过中下级军政官员和普通士兵、百姓们对国际法和人道的篾视以及大局观念的缺乏。时至今日，中国的官员和人民在这一问题上如果不能保持一个良好而健康的心态，中国普通民众的文化素质如果不能得到切实的提高，这种仇外心理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利用下，极有可能会再次引发盲目的暴力和无序的动荡，在特定的条件下，甚至会给整个民族招至无尽的苦难，给世界文明带来所谓的“黄祸”。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毓贤杀戮洋人的行为迎合了当时社会上的排外心理，因此他的个人悲剧得到了人民的同情，清廷处死毓贤的圣旨传到兰州时，当地吏民准备为其鸣冤请愿，但被毓贤制止。毓贤离开山西后，太原商贾为他在迎泽门外树立了德政碑。不久，昔日的“京师三少”岑春煊出任山西巡抚，当他从迎泽门入城时看到这块石碑后勃然大怒：罪魁祸首，有什么资格树碑？！当即下令将碑推倒，并追查树碑人的责任。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岑春煊按照朝廷旨意镇压义和团，全省被捕处死的义和团首领多达120余人，此外，全省还有四十余名官员被严查，山西还被要求每年分担庚子赔款116万两，同时赔偿山西教会损失263万两，为殉难教士立碑。这场深重的灾难最终转落到了山西人民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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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春，岑春煊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开始协商处理“山西教案”。李提摩太1870年受教会指派来到中国传教，1877年的“丁戊奇荒”中，应上海洋人赈灾会之约赴山西赈灾、传教，在太原修建了教堂、医院、小学、孤儿院，并为当时的山西巡抚曾国荃设计了洋务方案。李提摩太1886年离开山西后，曾在北京加入“强学会”并聘请梁启超为私人秘书，参与维新活动。在山西教案善后谈判代表的助手中，有一个二十一岁的太谷教徒，就在一年前，他和他的妹妹离开太谷教堂仅仅半个月后，困在教堂内的美国传教士和中国教民共14人均被杀害，这个死里逃生的青年，就是后来民国政府的财政部长孔祥熙。

　　当年23岁的李提摩太之所以愿意前往中国传教，是因为中国是他眼中非信教地区中最文明的一个，义和团运动中所表现出的部分中国人的愚昧无知使得李提摩太坚持要在太原开办一所高等学府以启迪教化，在与英美等国公使协商之后，他向李鸿章提出向山西罚银五十万两，用这笔资金“专门开导晋省人民知识，设立学堂，教育有用之学，使官绅庶子学习，不再受惑。”通过李提摩太与岑春煊的多次协商，中西大学堂在第二年开办，并与刚刚成立的山西大学堂合并，成为全国继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之后的第三所大学。山西大学堂早期毕业的学生，不少人追随孙中山先生走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他们在留学回国以后，对山西辛亥革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光复全省作出了重要贡献。辛亥革命以后，山西大学堂改为山西大学校，列入国立范围，后称国立第三大学。1931年 7月，山西大学校改称为山西大学。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山西大学的法律、文科并入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医学、工学、农学独立成立学院，师范学院迁至晋南的临汾，这座昔日全国知名的高等学府从此成为一所默默无闻的地方性大学。

　　山西大学堂的创立，推动了山西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此后，山西各地各级、各类学堂纷纷创建，仅省城太原就先后创办了农林学堂、山西警察专门学堂、山西师范学堂、山西陆军小学、山西医学专门学堂、山西法政学堂、山西商业学堂、女子师范等一批新式学校。1908年，李提摩太再次访问太原时，新成立的山西省咨议局议长梁善济召集太原大中学校学生两千余人在文瀛湖召开欢迎大会，梁善济肯定了李提摩太为山西教育事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所有这些学堂的主要教师都是大学堂毕业的，这些学堂和全省许多学堂所以建立起来，都要归功于大学堂给予的激励。”也正因为如此，李提摩太才会得到清政府赠予的头品顶带和双龙宝星勋章。

　　介绍完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让我们再把目光投向清末太原的民生百态。

　　清朝后期，晋祠附近曾有过一家名为“鲈香馆”的酒店，借“鲈”以代“驴”，其实就是驴肉馆。鲈香馆的驴肉远近驰名，而杀驴的过程更是奇绝残忍，先将毛驴灌食白酒，然后将其四肢捆缚固定在矮桌上，众店小二用木板击打毛驴四肢躯干，使酒力行于全身，血脉畅通。店内悬挂全驴图，毛驴全身各处都有专名，食客指图索肉，庖厨依言从活驴身上割取。前店鲜肉已随美酒下肚，后院残驴仍在哀鸣不已。据说当时许多人都专程来此一品奇味。后来朝廷更换知府， 新任知府似乎是位动物保护主义者，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不仅查封酒店，而且将店主处死，其余有关人等充军发配，并在当地立碑永禁此事。著名作家贾平凹在他的作品《怀念狼》中曾有记叙。

　　1888年，一部十九世纪言情小说的代表作《花月痕》出版了。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介绍说，魏仁秀为太原知府教子时，闲暇之时百无聊赖，于是著书消遣，以“韦痴珠”自况，借美人知遇抒写英雄末路之牢愁，以青楼风月玩味人生悲欢离合、荣辱穷达的感慨。

　　在这部小说中，以文名噪世的“海内二龙”韩荷生、韦痴珠同游太原，将“并州二凤”杜采秋、刘秋痕视为红颜知已。韩荷生后来官至封侯，与杜采秋终成眷属，有幸成为“比翼之鹣”，而怀才不遇的韦痴珠却困顿羁旅，与并州花首刘秋痕情投意合却无力为其赎身，终至心力交瘁，咯血而死，刘秋痕也随即自缢殉情，终成“分飞之燕”。

　　“一夕之盟，终身不改”，在这部小说中，魏仁秀将名士美人青楼之遇的情感关系推向了一种理想化的极致。《花月痕》也在清末和民国年间名著一时，成为研究十九世纪中国小说的必读之作。

　　魏仁秀在《花月痕》中描述了纯阳宫等许多旧太原的风景街市，而作者著书的“四美园”也就是小说中有过细致描写的“愉园”更是因此而闻名。四美园是位于昔日米市街今日开化市街南侧的一处风景园林，至于四美之名，是指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俱备的意思，也有人说它指的是四位美人。四美园现在早已不复存在，唯一的遗物就是迁至文瀛湖畔的绿色琉璃砖塔，另外，据说四美园园门上砖刻的“四美园”三字虽然在文革期间被破坏，但依然能够辩认。前几年，在四美园旧址附近新建的一座三星级大酒店，名字就叫愉园。

　　就在魏仁秀创作《花月痕》的道光年间，太原还曾出过两起哄动一时的案件，“太原奇案”和“赵二姑命案”，这两起案件离奇曲折的过程丝毫不逊色于当时盛行的公案小说。

　　张汶祥刺马案、杨月楼诱拐卷逃案、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杀子报案被称为清末四大奇案，鉴于杀子报案秽亵残忍，不宜过分渲染，所以现代又将“杀子报案”撤去，以“太原奇案”取而代之。

　　痴情贞烈的小。姐，忠义聪慧的丫头，再加上案情之中令人惊绝的机缘巧合，实在堪称奇案。事情的缘由起自于那个年代十分常见的嫌贫爱富的悔婚故事，太原巨富张百万嫌弃家道中落的未婚女婿曹文璜，而将次女玉珠另许姚家，但痴情的玉珠小。姐宁死不从，在丫环秀香的帮助下与曹文璜私奔于嫁前夕，准备投靠曹家故交，担任交城县令的陈砥节。二人出城前在豆浆店歇息时，莫老汉父女同情他们的遭遇而将自家毛驴借与代步。第二天，张百万带领家丁前往长女金珠家找寻玉珠，怀疑她藏身于衣柜中，有口难言的金珠只得任由他们将衣柜抬回张府，撬开锁具，却发现里面原来是个已被闷死的偷情和尚。为了搪塞姚家，张百万谎称玉珠暴病身亡，为和尚穿上嫁衣置于灵房。半夜，和尚从昏迷中苏醒，逃出张府，在莫老汉家用嫁衣换了一身普通衣衫返回崇善寺，途中调戏一早起的妇女，被其丈夫吴屠户杀死，弃尸水井。接连接到和尚命案和张百万家走尸的报案后，阳曲县令杨重民开堂公审，有居民指认和尚所穿为莫老汉衣物，急欲结案的杨重民认定莫老汉为杀人凶犯，莫老汉屈打成招，案情上报刑部。几天后，曹文璜从交城回太原还驴，为莫老汉申诉，杨重民对冤情有所察觉，但害怕暴露自己严刑逼供草菅人命，而将曹文璜冤为同谋。当日吴屠户杀人后，迁居晋祠，曹文璜回太原时途经吴屠户的酒店，酒后失言的吴屠户吐露了他杀害和尚的秘密。玉珠的丫环秀香在探监时得悉全部案情之后，一方面请求晋祠保长监视吴屠户，另一方面赶赴交城寻找玉珠。事又凑巧，交城县令陈砥节就在此时被提升为山西提刑按察司，赴任太原。于是，真相大白，冤情昭雪，有情人终成眷属。前几年，山西电影制片厂曾将此案拍摄成五集电视连续剧，但不知什么原因，始终未曾播放。

　　相对于“太原奇案”，发生在榆次的“赵二姑命案”的案情就简单得多，但却因为地方官员的贪赃枉法而费尽周折，几乎酿成民变。榆次赵二姑被邻居阎思虎强女干，告到县衙，但知县吕锡龄收受被告贿赂，判定为通奸。悲愤交加的赵二姑在二审时当庭刺喉自尽，吕锡龄却诬陷为侄女申辩的赵添中当堂杀人，并唆使堂上县吏提供伪证。此后，赵二姑之父赵添和赴太原府衙上诉，太原知府沈琮极为回护，在复审中仍以通奸定案。赵二姑之母曹氏愤而一头撞倒在府堂台阶上，赵添和强忍悲愤，背负着濒临断气的妻子来到山西巡抚衙门上告，但却仍是维持原判。回到家乡后，远近前来探望的平民多达万人，在众人的帮助下，赵添和夫妇上京告状，刑部员外郎山西太谷人贾大夏深表同情，通过御使梁中靖把诉状直呈道光皇帝。道光皇帝下旨，由山西巡抚邱树棠提审此案，邱树棠接旨后委托包括当事官员在内的几名官吏会审，结果依然是维持原判。在贾大夏和梁中靖的努力下，道光皇帝再次下旨，由刑部尚书亲审，终于使案情大白，涉案的六名官员和做伪证的八名县吏全部受到严惩，负有责任的山西巡抚邱树棠也被道光皇帝斥责，受到降职处分。按照道光皇帝的旨意，榆次县为赵二姑建立牌坊，旌表赵二姑，并使为官者引以为鉴，当地人民也集资将赵二姑葬于坊侧，以慰亡灵。
　　从赵二姑命案所体现出的司法黑暗和各级官员如此大规模的集体腐改来看，满清王朝的腐朽末落已经不可救药，革命，无可避免。


　　附录：本章背景资料　　

　　文 庙 巷；起 凤 街；花 月 痕；山西大学；慈禧太后在山西

　　山西巡抚丁宝铨为什么会被同盟会排挤离晋，同盟会为什么能够取得山西新军的实际领导权，阎锡山为什么要让并非自己统领的86标发动太原起义，同盟会员陆光熙为什么会死在起义士兵枪下，太原起义的领导人姚以价为什么终身不愿再回山西，请看《沧桑阅尽话太原》太原沧桑第二十七章：首义门

清末山西巡岑春煊

　


山西大学创始人之一李提摩太




山西大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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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桑阅尽话太原第二十七章　首义门

　　十九世纪末，腐朽专制的满清王朝在经过了一次又一次惨痛的失败之后，决定建立近代化的军队和与之相适应的军事教育制度。1898年，山西武备学堂在太原应运而生，但仅仅一年之后就被山西巡抚毓贤裁撤。1902年夏天，重新设立的山西武备学堂向全省招生，第一期文化考试的题目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论。两年后，山西地方政府从这120名学员中选拔了24人留学日本，以便将他们培养成为用现代军事思想来保卫专制王朝的中、上级军事人才。临出国之前，有关官员专门教育他们不得与革命党人接触，然而，不论是后来加入了同盟会的阎锡山、温寿泉、乔煦、张瑜、马开崧，还是没有加入同盟会的姚以价、黄国梁等人，他们几乎都无一例外地接受了革命思想，并成为日后太原起义的领导力量，阎锡山、温寿泉、张瑜、乔煦四人，更是成为同盟会中仅有二十八位成员的秘密军事骨干组织“铁血丈夫团”的成员。

　　1909年，山西武备学堂第一批留日学生陆续回到太原，很快就取得了山西新军的实际领导权，按照同盟会“南响北应”的初步战略构想，山西同盟会开始为响应南方起义积级准备。当时的山西旧官僚中，山西巡抚丁宝铨素称能吏，他的主要助手夏学津管理军队极为严厉，同盟会决定扫除这两个革命的主要障碍。

　　早在两年前，山西各校留日学生陆续回国后，创办了山西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晋阳公报》，这一舆论工具成为宣传革命思想、推动革命运动的重要武器。夏学津的妻子姿容美艳，据说是拜认丁宝铨作了义父，时常出入巡抚衙门，与丁宝铨的关系似乎有些暧昧，此事被《晋阳公报》曝光之后，丁、夏二人声名狼籍。不久，夏学津奉命率领两营官兵协助文水、交城两县禁烟，在遭遇农民抵抗时处置不当，激化矛盾，以至酿成血案，四十余位农民被军队开枪打死。当时似乎还没有新闻检查制度，这一惨案被《晋阳公报》批露，全国多家报社转载，一时间舆论哗然，夏学津等一批当事官员被革职，丁宝铨受到降职处分，调离山西，同盟会的“倒丁运动”获得成功。

　　丁宝铨去职后，江苏布政使陆钟琦被任命为山西巡抚，有孝子之誉的的陆钟琦是光绪十五年进士，做过溥仪父亲载沣的老师，曾负责直隶赈灾事务，在湖南任上整顿司法工作，澄清积案，用封建社会的眼光看可以算得上一个比较称职的官员。虽然陆钟琦较之晚清那些腐朽的保守派还算开明，但仇视革命，极端顽固，当时剪发的男子已经很多，陆钟琦已经剪发的次子陆光熙每次见父亲却都要戴上一条假辫子。

　　10月6日，陆钟琦抵达太原，四天之后，也就是永载史册的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发动起义，辛亥革命爆发，湖南、江西先后响应，陆钟琦忧心忡忡，预感到革命的风暴随时都有可能降临，开始与他的下属们研究对策，采取预防措施。10月22日，邻省陕西爆发革命，宣布独立，对山西产生强烈的冲击，陆钟琦紧急下令平阳清军布置河防，预防陕西革命军进入山西。

　　就在这个时候，陆钟琦在北京任职的次子陆光熙突然来到太原，陆光熙为什么归来，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是受其父之召回来商议对策，二是山西的中间派希望利用他来说服陆钟琦“和平让渡”以避免革命。

　　和那个时代许许多多留学国外的官宦子弟一样，曾留学日本的陆光熙并没有被一帆风顺的锦绣前程所羁拌，而是以一腔热血毅然投身革命，参加了同盟会。做为同学，陆光熙虽然与阎锡山没有深交，但他不仅知道阎锡山是同盟会会员，而且是山西革命的关键人物，因此，陆光熙回到太原的第二天就拜会了阎锡山，从阎锡山和陆家后人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推测出，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会见，而是一次秘密谈判，双方甚至初步达成了某种意向。

　　我们回过头来看就会发现，几乎所有的革命都难以避免激进的暴力和盲目的破坏，和平过渡，无疑是实现共和的过程中将暴力与破坏降低到最低程度的一个途径。就在陆光熙为此积级努力的过程中，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在自己的父亲面前，对阎锡山等同盟会同仁的身份始终都守口如瓶。陆光熙既没有因为自己的革命信念而抛却人伦，也没有为了父子亲情而背叛事业，然而，如此优秀的一个热血青年，他的建议却得不到父亲的采纳，自己也最终倒在了起义士兵的枪下永不瞑目，而他同盟会员的身份直到几十年后仍然有人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

　　阎锡山与陆光熙之间当时难免存在着猜疑与戒备，如果他们有充裕的时间运作，在山西实现和平过渡并非没有可能，但陆钟琦的顽固与愚忠却将这一希望化为泡影并促使山西革命提前爆发。

　　当时山西军队分为新军和旧军两部，驻扎于太原的山西新军正式成立于1909年12月，番号为暂编陆军第43协，协相当于现在的旅，共约4500余人，协统谭振德虽然是一个顽固分子，但并不直接掌握兵权。43协下辖两标，标相当于现在的团，第85标驻扎于城外狄村和岗上村一带，标统黄国梁，他虽然不是同盟会员，但一向同情革命，而且是阎锡山的结拜兄弟。85标下辖三营，第一营管带白文惠和第二营管带姚以价都是革命同情者，只有第三营管带熊国斌是顽固分子。第86标驻扎于城内后小河，标统为阎锡山，除了第三营管带瑞镛为满族人外，另外两个营的管带乔煦、张瑜均为同盟会会员。山西旧军共约四千余人，主要驻扎在全省各地，太原的旧军共有巡防马队、满洲城护卫旗和巡抚亲军卫队三支，共约六七百人，城内另有巡警约千人。

　　同盟会极为重视在新军中发展力量，从下级军官到基层士兵普遍支持革命，陆钟琦对此也有所察觉，当10月22日陕西发生革命之后，陆钟琦决定调用旧军回太原驻防，而将太原新军调往外地以分散革命力量。

　　10月25日，陆钟琦命令第85标在10月28日分批开赴蒲州。新军力量一旦被分解，将对革命事业造成损失，增加太原起义的难度，阎锡山立即召集同盟会主要成员在黄国梁寓所召开秘密会议，商议对策。清政府为了防止军队革命，平时部队不装备子弹，只有在调防或临战前才能领到弹药，一旦领到弹药，也就意味着新军有发动起义的可能，同盟会决定等85标领到子弹后由85标先行发动起义。

　　按照陆钟琦的命令，黄国梁率领标本部和直属骑兵营在10月28日下午开拔，其它即将出发的各营也在当天领到了子弹。与此同时，同盟会员们向新军部分下级军员和基层士兵传达了起义指示，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在争取高级军官时，第一营管带白文惠已经回到城内寓所，督练官苗文华表示响应，考虑到曾留学日本的第二营管带姚以价向来同情革命，在军队中威望较高，同盟会员们将起义的计划通知了姚以价并推举他为起义军总司令，姚以价当仁不让，慨然允诺。

　　1911年10月29日凌晨，山西新军第85标第一营、第二营一千余名官兵在狄村军营誓师，姚以价声泪俱下地痛斥了满清王朝的腐朽专制，并以民族主义激励士气，同时申明军纪布置了作战任务。誓师结束后，两营官兵向太原城进发，途经东岗村第三营军营时，部分事先得到通知的官兵加入了起义军。

　　拂晓时分，起义军赶到承恩门，埋伏于吊桥附近，不久，已被同盟会争取的巡缉队警官李成林打开城门，起义军趁着微露的曙光一涌而入，攻入太原。

　　承恩门是明初展扩太原城时修筑的两座南门之一，民间将迎泽门称为大南门，而将承恩门称为新南门，不过，这座城门却长年封闭，直到1907年正太铁路峻工之后，因为太原火车站建在新南门外，封闭了数百年的大门才重新被打开，由巡缉队一个排的警察守卫。辛亥革命胜利后，承恩门改名为首义门。解放战争期间，首义门在炮火中受到损伤，建国初年被拆除，原址改造成为五一广场。

　　按照既定计划，苗文华率领第一营攻打满族人聚居的满洲城，杨彭龄、张煌率领第二营攻打巡抚衙门，姚以价进驻东夹巷教会医院指挥，同时安抚外国人。

　　当第二营跑步冲到北司街口时，从满洲城方向已经传来了枪声，起义部队快速赶到巡抚衙门，用石条砸开大门，击毙门卫马八牛后冲入巡抚大院，从睡梦中惊醒的巡抚亲军卫队未作抵抗即四散逃逸。相形之下，一省长吏陆钟琦身上充满了旧式官僚的迂腐之气，面对蜂拥而入的起义士兵，他愤然责问道：“我刚来一月，有何坏处，尔等竟出此举？！”一片枪声响起，来太原仅二十三天的陆钟琦和他的仆役李升饮弹身亡，这时，身穿军服携带手。枪的陆光熙怒斥道：“你们这是做什么？！”又一片枪声响起，同盟会成员陆光熙就这样倒在了革命同志的枪下。起义士兵冲入内室，陆钟琦的妻子唐氏和仆役万春先后被杀，陆钟琦十三岁的长孙陆鼎元也被刺伤。

　　起义士兵从巡抚衙门出来后，协统谭振德闻声赶来，厉声问道：“你们是哪一营的，谁叫你们造反？！”起义士兵回答道：“我们是起义的革命军，你随不随？”谭振德怒道：“我不随！”，说完扭头就走，起义士兵开枪将他击毙。事后，同盟会出于人格上的尊重，对陆钟琦父子与谭振德均予以礼葬。

　　当年清军攻入太原之后，为保证驻防清军和满族人的安全，在太原城中修筑了满洲城。满洲城在光绪年间被洪水冲圯，满人全部迁出，在今天的新城街一带另建新满洲城，原满洲城从此被称为旧满城，也就是今天的旧城街。起义军在满洲城遇到旗兵的顽强抵抗，一时难以攻取，炮兵营将火炮从承恩门拉上城墙，拖到小五台城墙处，居高临下向满洲城轰击，几声炮响之后，满洲城守尉增禧竖起白旗，缴械投降。

　　当时太原的满洲人大约有五六千人，他们虽然享受国家拔给的田产，但不事农桑的民族传统使得他们的境遇并非像人们想象中的“八旗子弟”那般逍遥纨绔。由于山西同盟会执行的是平等的民族政策，因而在革命期间并没有象一些地方那样出现过滥杀满人的现象。满洲城守尉增禧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生物系，辛亥革命后退出政界，在太原一中教授生物和美术。增禧早年擅长工笔画，后来因为视力原因而改画写意，1929年，冯玉祥将军暂居晋祠时，曾聘请他教授国画。抗日战争期间，日伪政府希望增禧担任“山西省教育厅”厅长，他坚辞不受，一名日本军官向他求画也被婉拒。增禧后来以行医为生，有人曾见到过他保存的傅山先生的医学著作。

　　从拂晓五时到清晨八时，随着巡抚衙门、满洲城以及弹药库、军装局、藩库等要害部门的攻取，效忠于清室的旧军的溃散投降，太原起义宣告成功，满清王朝在太原长达二百六十七年的统治就此结束。当天上午，阎锡山在一片混乱之中被推举为都督，从此开始了他对山西长达38年统治。这一天，是农历九月初八，阎锡山二十八的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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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军政府成立后，立即召开会议，安排光复全省和堵截清军的任务，征尘未洗的姚以价再次临危受命，担任东路军总司令，于第二天率军赶赴娘子关省界。军政府同时宣布年号采用黄帝纪元4609年，悬挂“八卦太极图”白旗，改《晋阳公报》为《山西民报》，同时还派代表向祁县富商渠家和乔家借款四十万以度周转。

　　85标第三营管带熊国斌一向反对革命，他在当天傍晚率领第三营入城来到第86标驻地求见阎锡山，阴谋行刺，被击毙，他的部下有一部分溃散，此前，驻防城内的数百旧军也大多溃散，山西军政府对他们未能及时进行收编，致使这两支溃兵开始在市内抢掠。一部分即将开赴娘子关堵截清军的士兵在藩库领取军饷时也公然抢劫库银，守卫士兵无力制止，于是也参加了抢劫，有人还怀疑一些高级军官有计划地组织士兵实施抢劫。10月29日，太原在光复后的第一个夜晚陷入了一片混乱，乱兵和趁火打劫的歹徒横扫西羊市、估衣巷、帽儿巷一带的商号，并且放火焚烧，彻夜不绝，军政府派出部队镇压，约有一二百人被就地正法，负责守卫藩库的第86标排长张振声被枪决。

　　山西在中国的重要地位往往更多的显示于分裂动乱时期，辛亥革命无疑又是一例。太原起义虽然历时较短，但它在整个辛亥革命中却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时间上说，山西在全国是继湖南、江西、陕西之后第四个响应武昌起义的省份，并与陕西联成了一片。从地理上说，山西近在天子脚下，随时有可能兵出娘子关、大同而断绝南北交通、直趋北京。从影响上说，太原起义不仅带动和促进了山西全省的光复，而且，这场在清政府自以为统治最为稳固的北方爆发的起义，对腐朽的满清王朝带来了巨大的震憾的威胁。孙中山先生曾评价说：“去岁武昌起义，不半载竟告成功，此实山西之力，……使非山西起义，断绝南北交通，天下事未可知也。”

　　清廷得知太原起义，大为震恐，马上命令吴禄贞将军率领第六镇（师）开赴石家庄，准备镇压山西革命。吴禄贞曾留学日本，为同盟会员，在他的倡导下，吴禄贞与阎锡山在娘子关会晤，计划共同组成燕晋联军，截断京汉铁路，直捣北京。但是，吴禄贞的意图被暴露，袁世凯派遣被吴禄贞撤职的一名旧部以白银三万收买了吴禄贞的卫队长，吴于11月6日遇刺身亡。吴禄贞牺牲后，第六镇迅速分化，已经到达石家庄的两营山西革命军被迫撤回娘子关。第六镇的同盟会员和革命者们护卫着吴禄贞等烈士的灵柩同时归晋，吴禄贞将军的遗体被临时埋葬在娘子关。1912年3月，山西同盟会将吴将军的灵柩迎至太原，停于昭烈祠内，召开追悼大会，并邀请吴的家属为之易棺改殓。次年，山西同盟会在石家庄为吴将军铸立铜像和石碑，修建了墓地和专祠。

　　辛亥革命中的太原起义虽然就发生在几十年前，但是，由于时局动荡、史料佚散以及主要领导人阎锡山后来积极反共等多种原因，再加上起义参加人员多年之后在回忆时难以避免的疏漏与错误，以至于这次起义的许多史实已经成为历史之谜，在许多有关太原起义的权威性著作中，都出现了互相矛盾甚至截然相反的记叙。不仅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存在争议，某些细节也有时候出现了多种不同的说法。例如，关于谭振德，就也有死于起义军攻取巡抚衙署之前和之后两种说法。关于熊国斌之死，我在正式出版的书籍上看到了四种说法，一、小解时被阎锡山的马弁枪杀，二、向阎锡山开枪行刺时被阎的马弁枪杀，三、被阎锡山本人枪杀，四、行刺阎锡山时被击伤，拖至营门外灰窑内活埋。

　　关于陆钟琦的妻子唐氏，有的说是被起义军刺死，有的说是被流弹击中腿部后失血过多而死，还有人回忆说她中枪后逃至关帝庙躲藏并未殒命，不过，最后一点明显存在错误，可以确信唐氏死在了太原起义中。陆钟琦当时在太原的家眷还有长媳和她的三个子女、次媳陆光熙之妻施氏和她的女儿陆士嘉以及三儿媳，她们和一些仆役从衙署东跨院东墙上挖洞逃走，后来均迁居北京。陆光熙的女儿陆士嘉后来留学德国，起义军敢死队队长郭登瀛的儿子曾在德国见过她，陆士嘉回国后在北京一所大学任教，陆钟琦的长孙陆鼎元后来在北京以出租小人书为生。

　　另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是关于娘子关的失陷。12月9日，南北议和开始，双方同意先行停战，但袁世凯为了在谈判中争取有利地位而以电报不通为由违约进攻娘子关，娘子关在三天后失陷。对此，一种说法是东路军总司令姚以价在清军重兵压境之下坚守至最后才被迫撤退，另一种说法是姚以价在与其它将领意见不合的情况下，于12月11日弃军出走，先于阎锡山等人返回太原，阎锡山因此准备将其处以军法，姚以价在同僚的保护下连夜逃往天津。

　　这桩未能了断的公案最终成为辛亥功臣姚以价一生莫须有的污点，姚以价次年返回太原时，报纸上就此事对他进行责难，姚以价一怒之下砸了报馆，将报馆主笔门牙打掉，愤然离晋，从此再也没有回过故乡。姚以价此后参加过二次革命、护法战争、直奉大战。抗日战争爆发后，姚以价避居陕西，送爱子姚鸣第从军，姚鸣第后来牺牲在聊城战役中。姚以价于1947年病逝于西安，去世后被追赠为陆军上将。

　　娘子关失守后，阎锡山仓惶北逃，太原被清军占领。在正在进行的南北议和中，袁世凯借口太原起义军曾有劫掠行为而拒绝承认山西为起义省份，孙中山先生为此对山西代表承诺：“宁可议和决裂，不能不承认山、陕的革命同志。”南北议和结束后，袁世凯就任大总统，阎锡山韬光养晦输诚示忠，消除了袁世凯对他的猜忌，于1912年4月4日率军回到太原，重掌山西政坛。

　　1912年八月，阎锡山致电正在北京的孙中山，邀请这位革命伟人访问山西。9月18日下午，孙中山乘坐专列抵达太原。第二天，山西各界人士在山西大学堂举行欢迎大会，孙中山发表演说，热情肯定了太原起义的历史功绩。9月20日下午，孙中山先生在海子边与山西各界群众一万余人见面，海子边后来一度被改名为中山公园，而他凭栏演讲的原劝工陈列所阁楼至今被做为文物保护。


　　附录：本章背景资料

　　阎锡山史料专辑；阎锡山与山西辛亥革命

　　姚以价；孙中山太原之行；新满城和新城南街；从首义门到五一广场

　　山西为什么会被授予“模范省”的称号，阎锡山为什么要下“罪已令”，阎锡山是如何凭借山西而成为中国四大军阀的，全国军阀与政界代表云集太原在酝酿什么阴谋，冯玉祥、孙殿英为什么要在晋祠隐居，请看《沧桑阅尽话太原》第二十八章：民国春秋

　

阎锡山像

　


1912年出孙中山访问太原时与阎锡山合影

　


太原首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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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桑阅尽话太原第二十八章　民国春秋

　　太原起义的当天，时年二十八岁的阎锡山被推举为都督，这个在风云变幻的民国政坛中绝无仅有的不倒翁从此统治山西长达三十八年之久，山西的民国历史，很大程度上成为他个人的历史。

　　阎锡山出生于山西五台县河边镇一个以经商为主的小地主家庭，接受过五年的传统教育，1900年与父亲在金融投机生意中的失败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乱世山西因此少了一位杰出的商人而成就了一个集五千年权术于一身的政治奇人。避债太原的阎锡山弃商从戎，考取山西武备学堂，并在两年后被选送东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臭名昭著的冈村宁次和板垣征四郎分别是他的队长和教官，而民国初年叱咤风云的名将蔡锷、许崇智以及后来的日本战犯土肥原贤二都是他的同学。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之后，阎锡山韬光养晦输诚示忠，消除了这个他一生中最为惧怕的枭雄对自己的猜忌，成为袁世凯当政时期罕见的担任一省要职的原同盟会员。做完了八十三天皇帝梦的袁世凯倒台后，阎锡山排挤异已，又取得国务总理段祺瑞的信任，被任命为山西省长，集山西军政大权于一身。

　　1917年，阎锡山响应段祺瑞而参加征讨“护法运动”，远征湖南的晋军混成旅全军覆灭，遭此打击的阎锡山因而提出了“保境安民”的口号，暂缓向外扩张势力，在多次军阀混战中保持中立，转而全力经营山西，阎锡山所倡导的“六政三事”、“村本政治”等一系列措施客观上促进了山西经济的发展，为山西赢得了“模范省”的称号。

　　阎锡山有别于其它军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勤于学习，建立了自己的一套思想体系。山西省府院内有梅山，这里原是明代巡抚衙门堆煤的地方，张之洞出任山西巡抚时，为了使衙门形成北高南低有靠山的风水格局，使之官运旺盛长久，在这里堆筑起了一座假山，名之曰梅山，阎锡山入主督军府后，改梅山为进山。从1920年开始的两年多时间里，阎锡山集团的骨干分子们在进山上的“邃密深沉之馆”和山前的自省堂每周学习讨论两次，这也就是所谓的进山会议，这一会议对阎锡山的思想发展以及他的治晋策略都有重要影响。1922年，阎锡山在上马街创办的一所私立学校也被命名为进山，山西的许多知名人士都是从这所中学毕业的。建国后，进山中学改名为太原市六中，1985年恢复进山中学的原名。进山会议会址之一的自省堂后就是现在省府梅山会议厅，山西人经常在新闻中听到它的名字。

　　与此同时，阎锡山采取一系列措施扩充自己的实力，在太原逐步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的军事工业体系，这一体系后来成为建国后太原军事工业的基础。凭借充足的军需物资保障，从1917年到1930年，踌躇满志的阎锡山先后四次扩军，使晋军由7000人猛增到20余万，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为了缓解因军费大幅度增加而带来的财政压力，1925年春，在财政厅长杨兆泰等人的建议下，山西开始征收房税，甚至连马棚、厕所也在征收之列。这一苛政很快就引得民怨沸腾，中共太原地方党组织通过山西省学联出面，领导了反房税运动。

　　5月16日，太原学生代表前往省议会质询，两个副议长推诿回避，不做明确表态。学生代表们在当天下午来到督军公署请愿，要求取消房税，阎锡山在接见学生代表时答复说：“现在山西三面为土匪所包围，你们都有父母姊妹，我不能不保护他们。我们要扩充队伍，就要有钱，验契就是为了筹款。”阎锡山说的也有一定道理，当时河南的冯玉祥军为了激励部队进攻山西的士气，军歌中就有“北地胭脂大同女，银子窝窝府十县”的词句。学生们同时对房税征收过程中的一些措施提出质疑，阎锡山予以搪塞，请愿没有任何结果。

　　学生代表退出督军公署后，立即召开会议商议对策。两天后，太原各校学生数千人从文瀛湖出发，手持“废除恶税”、“为民请命”的标语再次前往省议会，得到消息的议员们早已逃避，愤怒的学生们打砸了省议会后，又贴上了“民众查封”的封条。请愿学生随后来到督军公署，阎锡山命令督署卫兵一律不带武器、不系皮带、不穿皮鞋，排成 人墙将学生队伍阻拦在大门外，只允许23名学生代表进署。见到阎锡山之后，23名为民请命的学生代表按照预定计划跪请取消房税，双方僵持了几个小时后，尴尬不已的阎锡山被迫屈服，亲笔写下了取消房税的手谕，画押签字，由学生代表向署外学生宣读。取得胜利的学生们在返校途中，又捣毁了征收房税倡议者杨兆泰的住宅。

　　第二天，阎锡山别出心裁地发布了《宽恕令》和《罪己令》，自称“德不足以服众，诚不足以感物，遂令莘莘学子，疑障横生，咎在已身，责无旁贷，抚衷循身，惭仄良久。”反房税运动是民国时期山西规模最大的一次民主运动，在广大学生面前，素有土皇帝之称的阎锡山也被迫在事后采取高姿态来收拾民心，在留学日本期间受到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影响的阎锡山在这一点上的确比同时代的军阀们要开明。

　　其实太原历来就是一座学生运动的先锋城市，此前的五四运动和此后的五卅运动等历次民主运动，都有太原学子们的积级响应。

　　羽翼丰满之后，出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个人野心，跃跃欲试的阎锡山重新加入军阀混战。1926年初，奉系与直系军阀准备联合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张作霖、吴佩孚、冯玉祥三方先后派代表来到太原游说阎锡山，阎锡山权衡利弊，与直奉联合讨伐冯玉祥，趁机夺取绥远，将势力延升到山西省外。

　　同年七月，广东国民政府挥师北伐，派出代表来到太原与阎锡山接洽，阎锡山于次年6月6日就任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改易青天白日旗，通电服从三民主义。四个月后，阎锡山誓师讨奉，并在1928年6月进占北京和天津。不久，蒋介石在西山碧云寺召开会议，将北京改名为北平，委任阎锡山兼任平津卫戍总司令，至此，阎锡山统治了晋、冀、察、绥四省区和平津两大城市，他的权力急剧膨胀，达到其一生的顶峰，成为与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比肩的中国四大军阀之一。

　　1928年底，身负国仇家恨的张学良东北易帜，蒋介石从形式上完成了全国的统一，随之而来的便是意在“消藩”的编遣会议。蒋介石要排除异已，地方诸侯要保存实力维持割据，各大军阀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编遣会议不仅没有实现缩编军队的目的，反而成为新军阀混战的导火索。

　　1929年5月，蒋桂战争之后，除了那四百万大洋，蒋介石为稳住冯玉祥而许下的诸多诺言均未兑现，冯玉祥一怒冲冠，枕戈待战，然而，他的部下韩复榘、石友三等均被收买，通电拥蒋，冯玉祥势孤力穷，通电下野，于6月21日携带妻女赶赴太原，希望能够联合阎锡山共同反蒋。

　　而事实上，晋军将领普遍对冯玉祥缺乏好感，除了冯玉祥难以与人长久共事外，北伐期间，晋军与冯军相约并肩北进，当阎锡山连卫队都投入前线作战的时候，冯军却背信弃义突然南撤而置晋军于倒悬，直到桂军赶赴石家庄，晋军才转危为安。阎锡山在接见反房税的学生代表时所说的土匪，指的就是威胁山西的冯玉祥。

　　当桂系军阀领袖流亡香港之后，蒋、冯、阎之间三角追逐的关系变得极其微妙，阎锡山一方面扬言要与冯玉祥相偕下野出洋以和平解决争端，另一方面又扣留冯玉祥先后将其软禁于太原晋祠和五台县西会村，将冯玉祥做为一张筹码以增加自己的份量从而牵制蒋介石。

　　虎落平阳的冯玉祥滞留山西长达半年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就居住在晋祠外的一所私人花园内。闲暇之时，冯玉祥多次参观晋祠和当地小学，并请来画家增禧也就是那个辛亥革命时期的太原满洲城守尉前来教授国画。中原大战失利后，冯玉祥再度隐居于晋祠以西的天龙山，在高欢避暑亭附近，我们至今可以看到将军留下的摩崖石刻：“穷苦同胞之得救，其道路为革命，根基在知识，吾生惟此二事”。冯玉祥在此期间还出资修建了晋祠通往天龙山的道路，建议地方政府保护文物，并派人将盗卖文物的静亮和尚押送县署。

　　在蒋介石的挽留下，故做姿态的阎锡山顺水推舟，放弃出洋，但随着全国第二次编遣会议的召开以及冯军二次反蒋和唐生智反蒋的先后失败，阎锡山的自身利益受到严重威胁，如同唐末朱温在汴州谋取李克用一样，咄咄逼人的蒋介石命令韩复榘在郑州逮捕帮助他讨伐唐生智的阎锡山，这一失败的行动最促终使阎锡山下定了反蒋的决心。

　　当时桂军、冯军的实力在蒋介石的打击下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的削弱，只有晋军还保持着完整的兵力，阎锡山一时间众望所归，成为各反蒋派系所瞩目的重要力量。1930年初，全国反蒋力量麇集太原共商大计，参与策划倒蒋的有改组派领袖汪精卫、陈公博，西山会议派领袖邹鲁，冯玉祥、李宗仁、韩复榘、石友三、樊钟秀、孙殿英、唐生智、宋哲元、马鸿逵、刘湘等全国大小军阀的代表以及张学良的秘书共五十余人，冠盖云集的太原成为汇合全国反蒋力量的政治中心。

　　晋军将领绝大多数都由阎锡山一手培植，唯阎锡山命令是从，但晋军内部也存在反对意见，比如向来较有头脑的徐永昌。在南京交涉的赵戴文回到太原后，指责来太原劝阎反蒋的“多半是一些流氓政客和失意军人”，赵戴文本人则被部分晋军将领骂为受到蒋介石蛊惑的腐儒。

　　经过一系列军事和舆论准备，1930年3月21日，阎、冯联名发出倒蒋通电，全国反蒋的大小军阀纷纷响应。4月1日，阎锡山在太原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5月11日，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军阀混战中原大战正式爆发。晋军在经过四次扩充之后，共拥有兵力20余万，加上其它军阀，反蒋联合阵线共集结了70万大军，蒋介石投入的总兵力约有30万人，这场百万鏖兵的大撕杀艰苦地持续了五个多月，烽烟燃遍中原，三十万生灵惨遭涂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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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8月，汪精卫主持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决定组织与南京对抗的国民政府，民国19年9月9日9时，志得意满的阎锡山在北平怀仁堂宣誓就任国民政府主席。这个新政权颁布了新的约法，也就是由汪精卫和阎锡山主持制定的《太原约法》，它因为包含了保证各项人权的条款而得到相当普遍的支持，特别是开始感受到南京政府政治压制刺痛的知分子的支持。然而，仅仅九天之后，观望局势的张学良在笑纳了蒋介石赞助的两千万元军费之后，通电拥蒋，挥师入关。9月21日，扩大会议主要成员从北平逃往太原，扩大会议及其国民政府随之倒台。

　　在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不甘屈服的冯玉祥、汪精卫还想做困兽犹斗，但精于算计的阎锡山为保存实力而通电下野，逃往大连，中原大战宣告结束。就在他下野前夕，蒋介石派飞机轰炸太原以对阎锡山施加压力，这是太原城在历史上首次遭到飞机轰炸。

　　纵观中原大战前后的种种表现，冯玉祥确实勇武有余而谋略不足，最终拼光了惨淡经营二十年才积累起的三十万西北军。相比之下，阎锡山和蒋介石可谓老奸巨滑，行事素来谨慎的阎锡山虽然下野而去，但晋军除了担负掩护任务的三个师外，其余全部在徐永昌的率领下退回山西，成为阎锡山东山再起的资本。从他的失败，我们可看到，阎锡山在胆识韬略、胸怀眼光以及号召力上还是逊于蒋介石一筹，也正因为如此，成大事者，蒋介石也，成诸侯者，阎锡山也，而冯玉祥之辈，则只能为将为帅，至多再加上个爱国的头衔。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太原抗日救亡热情高涨，十二月八日，数千名学生先后到山西省政府和省教育厅请愿示威。十二月十八日，数千名学生又来到国民党山西省党部请愿，在交涉过程中，国民党纠察队大打出手，打死一人，打伤十四人，酿成“一二·一八”惨案。遥控山西的阎锡山利用这一事件查封了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将蒋介石的势力排挤出山西。

　　1932年，国民党内部蒋、汪合流，阎锡山东山再起，就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回到太原后，大力镇压共产党，陆续将在中原大战中退入山西的十几万客军运动出境，山西又恢复了阎记的一统天下。

　　以制造毒品、印刷假钞维持军需的孙殿英部是当时滞留在山西的客军之一，东陵大盗孙殿英因为阎锡山在盗陵案中袒护过自己，1929年曾投归晋军。晋军将领因为孙殿英是土匪出身而反对收编孙部，不屑与其为伍，阎锡山为此在一次会议上特意劝说大家：“你们不要小看孙殿英，人家白手起家，是个创业打江山的人，我们不要他，蒋介石也会要他。”第二年春天，孙殿英来到太原向阎锡山致谢，阎锡山安排十几名高级将领在东米市新美园饭店为其洗尘，席间他们结为异姓兄弟，并推孙殿英为老大。嗜赌成性的孙殿英邀请这些将领 贝者博，军长李服膺一夜就输了14万银元，一时间传遍太原。

　　孙殿英不久被阎锡山任命为安徽省主席，这个极重江湖义气的土匪在中原大战中也用他的行动报答了阎锡山的知遇之恩。在近十万大军的包围下孤军困守亳州城的三个多月中，孙殿英一次次拒绝了故旧的劝降，直到孙连仲、孙良诚率领两支大军昼伏夜出冒雨飞弛六百里将他的疲弊之师救出险境。三孙会师，也成为波澜壮阔的民国军事史诗中极为耀眼的篇章之一。

　　孙殿英离开山西后，在共产党的帮助下进军宁夏，被西北劲旅马家军击退，出征前曾支援过他的阎锡山为消除这股不安定力量对山西的威胁，将他的部队缴械，把他安排到晋祠闲住。孙殿英的朋友庞炳勋前来看望他时，孙殿英慨然道：“万没想到我进攻宁夏失败，叫傅作义、赵承绶、王靖国这三个小孩子就收拾了。”庞炳勋一语中的：“小孩子哪有这么大本领，还不是老鬼的把戏。”说罢，两人相视苦笑。野心勃勃的孙殿英在蛰伏了两年后离开太原，投归宋哲元。

　　中原大战的失败使阎锡山不得不吸取教训，重新回到保境安民的老路上来，在“经济建设”的口号下编制《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创建官僚资本企业“西北实业公司”，太原城内最高的建筑鼓楼上也适逢其会地挂起了“造产救国”的牌匾。修筑以太原为中心纵贯山西的铁路大动脉同蒲铁路是省政建设的重要内容，过去人们认为阎锡山将铁路修成窄轨是其封闭自守思想的体现，其实，这主要还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精于算计的阎锡山为了降低筑路成本，还曾亲自骑毛驴勘察出现争议的地区以确定路线方案。

　　客观地说，“省政建设”对于山西经济从中原大战的沉重打击中摆脱出来，走上近代工业的发展之路，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时山西经济的发展，为初期抗战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太原作为我国重要的重工业城市的地位，就是这一时期奠定的。蒋介石曾对他的高级官员们说：“不要说什么学德国、学美国，要学就学山西”。中共一位领导人在建国后也曾批评一些地方干部们在某些方面“还不如当年的阎锡山。”


　　附录：本章背景资料

　　阎锡山史料专辑；阎锡山与扩大会议；阎锡山的《罪己令》

　　山西窄轨铁路之成因；蒋冯阎关系和中原大战；省政十年建设计划评述

　　蒋介石、张学良、周恩来、朱德为什么会先后造访太原，阎锡山为什么要枪决亲信李服膺，明清以来的山西历史档案为什么会毁于一旦，阎锡山为什么要选择傅作义来保卫太原，被寄予厚望的太原保卫战为什么会迅速失败，请看《沧桑阅尽话太原》第二十九章：抗日烽火

中原大战时期美国《时代》杂志上的阎锡山像

中原大战三巨头

民国暑时期的太原鼓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