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报道：国家定位架起广州发展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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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zdaily.dayoo.com/html/2016-06/24/content_8_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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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定位架起广州发展坐标

2016-06-24 广州日报
　　

珠江新城。 实习生何加劼 广州日报记者苏俊杰、莫伟浓 摄
　
　
南沙港。 广州日报记者黎旭阳 摄



　　在全球最大中文搜索引擎里键入“北上广”，得到的相关结果约为3820万个，总数之多远超过其他任意一组三城以上（含）的城市组合名词。如果继续搜索“北上广”的同义词“京沪穗”，还将得到另外57.2万个相关结果。互联网时代，一切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活动都会在网络上留下印迹，这样的大数据结果从一个侧面客观印证了当下中国城市发展体系的顶层格局——“北上广”三城鼎立。

  北京是首都，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非直辖、非计划单列的广州作为省会城市，何以比肩“京沪”，成为中国的“第三城”？我能想到的答案首先便是：国家定位。需要指出的是，国家对一座城市的定位绝不是无中生有、凭空想象的空中楼阁，不是对着地图画圈圈的纸上谈兵，而是全面衡量、通盘考虑的科学决策，其最大的决策依据只能是城市综合实力和国家战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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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对广州的定位】重要的国家中心城市

  国家中心城市、综合性门户城市、国际大都市……北上广，舍“广”其谁？中国第三城，舍广州其谁？

  建城于公元前214年的广州，历史不可不谓辉煌。从公元3世纪起便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发祥地，唐宋时期跻身中国第一大港，明、清两代还一度成为中国唯一的对外贸易大港，风光一时无两，也是世界航海史上唯一近两千年长盛不衰的大港。

  毋庸置疑，新中国的改革开放唤醒了广州的再度崛起。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广州的经济总量大致排在全国各大城市的第8位。此后，中国“南大门”广州领全国风气之先，城市地位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节节攀升。在迈入90年代的第一个年头，完成“七五”计划的广州实现历史性跨越，1990年地方生产总值达319.60亿元，超过直辖市天津，仅次于上海、北京，跃升为中国“第三城”，并将这一地位保持至今已27个年头，且仍将持续。20世纪90年代，“京沪穗”的并称逐渐深入人心，并在新的世纪里，被“北上广”这个更加网络化、口语化的同义词所替代。

  2008年，适逢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广州迎来了历史性的“国家定位”：同年12月，国务院正式批复《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首次以官方正式文件明确了广州的“国家中心城市”定位，原文是这么说的：“广州市要充分发挥省会城市的优势，增强高端要素集聚、科技创新、文化引领和综合服务功能，进一步优化功能分区和产业布局，建成珠江三角洲地区一小时城市圈的核心……增强文化软实力，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强化国家中心城市、综合性门户城市和区域文化教育中心的地位，提高辐射带动能力……将广州建设成为广东宜居城乡的‘首善之区’，建成面向世界、服务全国的国际大都市。”这段表述很长，建议抓住三个关键词：国家中心城市、综合性门户城市、国际大都市。

  2010年2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将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规划为国家中心城市，重庆由区域中心城市提升至国家中心城市，作为唯一非直辖城市，广州的“国家中心城市”定位得到国家层面再次确认。

  时间来到今年2月，国务院批复原则同意《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年）》。在全新的蓝图中，广州被定位为“广东省省会、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我国重要的中心城市、国际商贸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国家中心城市的定位更进一步，增加了“重要的”作为前缀。

  随后，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亮相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优化枢纽空间布局，建设北京、上海、广州等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优化提升东部地区城市群，建设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北上广”，以及分别以“北上广”为核心城市的三大城市群在国家战略层面再次联袂登场。广州的综合交通枢纽定位被冠以“国际性”，战略地位进一步提升。细心人士可以发现，具体到城市定位的表述在《纲要》里并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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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广，舍“广”其谁？

  对以上广州被赋予的国家定位进行梳理归并，结合国家对各大城市的定位进行横向比较，就不难找出“重中之重”：重要的国家中心城市、综合性门户城市、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国际商贸中心。除此之外，还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区域文化教育中心、国际大都市。就省内而言，广州是中国第一大省广东省的省会，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珠江三角洲地区一小时城市圈的核心。

  国家中心城市，全国只有5个，广州位居其一且“重要”；综合性门户城市、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仅此“北上广”三家，再无分店；国际商贸中心，则是广州这座千年商都的独享之誉，唯有上海的“国际贸易中心”定位能出其右。至此，结论已不难得出，北上广，舍“广”其谁？中国第三城，舍广州其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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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定位从何而来】实力说话 功能使然

  国家中心城市的定位不是从天而降的，是由城市综合实力和其在国家战略所起的门户枢纽功能所决定。

  城市综合实力：当之无愧的中国“第三城”

  篇幅所限，只能拣几个主要指标谈谈。

  经济总量首当其冲。2015年，广州GDP达18100亿元，增长8.4%，总量逊于上海的24965亿元、北京的22969亿元，增速则快于京沪，连续27年坐稳“探花”。至此，“北上广”三城在经济总量上均实现了对香港的超越。从1990年广州首次跻身前三算起，在这25年的时间维度里，纵向比，广州经济总量增长了近56倍；横向比，广州GDP所占上海、北京GDP的比重分别从1990年的40%、63.6%一路追到了2015年的72.5%、78.8%，相对差距呈逐年缩小之势。几乎可以肯定，广州将成为继上海、北京之后中国第三个经济总量突破2万亿元的城市，最乐观的估计今年即可实现，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城市经济第三极。

  人口，从来都是衡量城市规模、城市地位的核心指标。广州现有户籍人口854万，办理居住证的流动人口527万，常住人口接近1400万，属于按国务院最新标准划定的“超大城市”。21世纪以来，广州常住人口增长率高于京沪，说明广州对人口的吸纳效应不亚于京沪。国务院《关于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将广州到2020年的人口“红线”控制在1800万，比之2015年的1350万还有较大余地，人口红利在广州仍将持续释放。

  消费，则是检测经济发达程度和居民生活水平的量尺。2015年，广州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932.96亿元，增长11%，总额居全国第三位，增速领先，人均消费品零售额高居全国首位。一句话：广州人生活水平高！

  谈完总量谈质量。“城市发展到一定水平后，质量与效益在城市竞争力中往往占据更重要地位，因为它决定了数量或规模扩张能否可持续进行”，广州市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强的研究表明，广州胜在经济质量和效益较好，比如：广州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高于京沪；劳动生产率居全国主要城市第三位；资本投入产出率（GDP/固定资产投资）在全国20个主要经济发达城市中居第二位；在综合能耗水平上，广州万元吨标煤指标大大低于其他四个国家中心城市。此外，作为经济效益的量表，广州规模以上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长期高于北京和上海，“总体上看，广州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较高，能源消耗基本达到全国最低水平，而人均产出和投入产出率跨入全国最高行列”。

  谈经济质量不能不谈经济结构。放眼全球，发达经济体普遍存在“两个70%”现象，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70%，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达70%。放眼全国，也只有“北上广”三座城市达到或接近这个衡量经济发达程度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指标。北京一马当先，2015年服务业比重达到79.8%，增加值达1.8万亿元，对经济增长贡献率高达89.9%，其现代服务业占服务业比重同样越过了70%的门槛，成功实现了服务主导型经济。上海、广州这两项指标相近，均接近而尚未达到门槛。其中，广州2015年三次产业结构比例大致为1：32：67，服务业占比距70%有3个点的差距，现代服务业占比的差距还要稍大一点。但是，放眼其他几个万亿级经济体量的中国城市，这两项指标的差距则较为明显。由此可见，“北上广”在经济质量和产业转型升级上，集体甩开了追兵城市一个身位。

  宜居宜业方面，广州有多项重要指标领衔全国。一是空气质量。2015年达标天数312天、比2014年多了30天，PM2.5平均浓度降至39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20.4%，在五大国家中心城市中最优。二是公交出行率。公交系统日出行1700万人次，公交出行率为62％，居全国大城市首位，地铁通车里程266公里、在建263公里，日均运客量660万人次，2017年将成为继京沪之后第三个地铁通车里程超过500公里的城市，届时，公交出行率有望提高到70％，达到世界先进城市水平，实现“公交都市”目标。三是机遇机会。普华永道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联合发布的《机遇之城2016》报告显示，广州得分第一。“机遇之都”的桂冠，意味着发展机遇相对最公平，表明成功创业就业的机会全国最多，微观活力较强。

  即便是被视为广州短板的金融业，去年也实现增加值1629.43亿元,仅次于其他3个一线城市；保费收入714.36亿元,居全国前三名。原来，广州金融也没那么弱，只是暂时还没那么强，但正在珠江北岸崛起的广州国际金融城预示了广州金融大有可为、前景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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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户枢纽地位：名副其实的中国“南大门”

  国家中心城市，处于中国城镇体系的最高层级，是指在全国具备引领、辐射、集散功能的城市，这种功能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对外交流等多方面。因此，国家也对广州提出了面向世界、服务全国，提高辐射带动能力的期许。

  广州为什么能被国家定位为“综合性门户城市、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国际商贸中心”，先来看一组数据:广州是全国公认的三大航空枢纽、三大会展之都、三大电信枢纽、三大互联网接入枢纽（大陆58%的互联网通过广州与世界对接）、四大铁路枢纽、全球十大海港……2015年，广州白云机场旅客吞吐量5521万人次，居全国第3、全球第15；货邮吞吐量154万吨，居全国第3、全球第18。广州港与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个港口通航，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分别位居世界港口第6、第7位。外贸逆市飘红，今年首季进出口总值1864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出口1161亿元，增长14.4%，远好于全国负增长的情况。在《福布斯》评选的“2015年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排行榜”上，广州以均衡的实力继续领跑，蝉联三年榜首，过去6年间广州五度名列“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榜首。

  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区域文化教育中心，广州是无可争议的岭南文化中心和粤语文化圈的核心城市，高等教育、知识服务、科研实力、人才集聚在华南首屈一指。同时，医疗服务功能优势也极为突出，三甲医院拥有量在全国与京沪领衔前三，医院年诊疗人次数仅次于上海，是名副其实“华南医疗健康中心”，服务半径涵盖华南，甚至延展到港澳地区和东南亚。

  广州的国际化程度、地缘优势、战略地位，决定了其必须担当起国家对外开放重要门户和枢纽的使命，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竞争。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明确：“强化上海、广州等国际枢纽机场功能”，广州则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2015年，广州白云机场国际旅客达1136万人次，同比增长15%，72家航空公司（外航47家）进驻，开通国际和地区航线136条，每天1000多个航班通达五大洲207个目的地，是中国内地通达大洋洲、非洲、东南亚的第一门户。广州去年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2143亿元，同比增长12.7%。广州外籍居民数呈逐年上升趋势，2014年外国居民近12万，常住外国人达到4.7万人，仅次京沪；驻穗外国领馆已达53家，仅次京沪；283家世界500强企业在广州投资设立720个项目，投资总额合计491.5亿美元。据美国《财富》杂志调研，跨国公司在华设立地区总部所选城市依次是上海、北京、广州。华南无出其右的门户枢纽功能，有效支撑和放大了广州的辐射影响力。

  无须讳言，广州吸引外资仍有很大提升空间。2014年广州实际利用外资额仅居全国第12位，与城市地位很不相称。所幸，这一局面开始得到扭转。2015年新批设立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同比增长了1/4；今年一季度，吸收合同外资52.1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1倍，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超过五成，而同期全国增长率仅为4.5%。4月22 日，又一外资巨头落子广州，思科中国创新中心总部在广州成立，致力打造产值规模超千亿元人民币的世界一流园区。据可靠消息，接下来还会有重量级外企纷至沓来，我们拭目以待。

  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五洲四洋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加速运转，广州自身的国际化进程正在提速，在国际交通、国际商贸、国际交往等方面深度融入世界体系之中，成为中国当之无愧的“南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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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竞赛 全能“季军”

  如果把中国各大城市之间的比学赶超比作一场体操锦标赛，广州的单项冠军有一些，虽然不是最多，胜在实力均衡，在多数指标上都能保持前三，在绝大多数指标上都能进入前列，展现一线城市应有的水平，综合竞争力突出。所以综合打分，广州除了能夺若干单项“金牌”，在分量最重、含金量最高的全能比赛中，摘得“季军”可谓实至名归。

  环顾全球，专业性城市在其主导产业发展的“黄金期”享有更高的经济成长性，综合性城市则具备更强的抗危机能力和更持久的长期竞争力。当前世界顶级大都市均是综合性城市，广州务必要把“全能”发扬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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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用好国家定位】保持定力 聚焦“枢纽+”

  百舸争流，不进则退。不思进取，躺在国家定位上睡大觉最终只会“让位于人”。国家定位只有用好，才能巩固。

  不妨先建立一个简单的数学模型：以国家中心城市为坐标原点（0点），横轴（x轴）代表城市综合实力，纵轴（y轴）代表门户枢纽功能，象限面积（S）为横轴、纵轴之乘积，代表国家中心城市的影响力、辐射力、带动力。以数学公式表现，即：“S=xy”。S与城市综合实力x、门户枢纽功能y均成正比，x值、y值越大，S值越大。当城市综合实力和门户枢纽功能同时放大，中心城市的影响力、辐射力、带动力就会成几何级放大。

  据观察，广州近年来正是按照这样一条思路苦练内功。一方面，强化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价值创新引领，倾力打造以广州高新区、中新知识城、科学城、琶洲互联网创新集聚区、国际创新城、生物岛、大学城等为重要节点的广州科技创新走廊，加快形成新的动力源和增长极，着力补足金融、总部、创新等方面的相对短板，稳步提升城市的综合实力。腾讯研究院新鲜出炉的中国“互联网+”十大城市榜单显示，作为微信的诞生地，广州位列“探花”。在“互联网+智慧城市”分指数中，广州表现非常抢眼，在“互联网+”医疗、人社、文化生活、出入境等主要服务月活跃用户数上，均名列榜首。

  一方面，大刀阔斧实施“枢纽+”战略，聚焦国际航运、国际航空、国际科技创新三大战略枢纽，面向全球集聚高端创新资源要素，致力成为产业、人才、资本、技术等高端要素的强大吸附器和辐射源。代表着“新广州”的南沙在“枢纽+”战略中一马当先。南沙自贸区成立一年，新设企业10802家，新增注册资本1113亿元，50个世界500强企业落户，中铁建南方总部、中交建国际总部、中化集团区域总部、中远海运散货总部等先后进驻，航运物流、创新金融、融资租赁、跨境电商等领域产业集聚态势正在形成，港口集装箱吞吐量稳步增长，国际航运枢纽已现雏形。

  “‘十三五’时期，是广州迈向高端可持续发展的黄金期、窗口期和机遇期”，广州的主政者对此成竹在胸：广州将认真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厚植千年商都的传统优势，创造以科技创新为主的新优势，坚持价值创新引领，从全球城市体系中找标杆，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找动力，大力实施“枢纽+”战略，在全球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中集聚高端要素，而三大战略枢纽正是建设中心城市的重要资源、平台和载体。

  今年上半年，中央多位经济部门部长级官员对广州展开密集调研，他们给出的评价汇成一句话就是：“政府有定力、市场有活力、发展更均衡”。为什么说“政府有定力”？举个例子：前段时期，在一线城市房价暴涨热潮中，广州楼市表现得相对稳健和理性，甚至引发了少数质疑广州一线城市地位的声音。殊不知，这正是广州有战略定力的表现，稳妥实施房地产调控，一直坚持着四大一线城市中堪称最严格的限购限贷政策（比如，广州对非户籍人士购房的资格要求是购房之日前5年内在广州连续缴纳社保或个税3年以上，从2013年开始执行一直持续至今），使广州房价避免了大起大落，并在超大城市中处于相对较低水平，客观上为广州厚植了创新创业的综合成本优势。对此，广州多数市民表现得尤为淡定：“一线的城市、非一线的房价，这就是广州人的幸福感！”

  “政府有定力，市民很淡定”。低调、务实的城市气质无疑是广州最宝贵的无形资产之一，也正是这座平民城市能在“北上广”三城记中占据一席之地的精神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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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蓝图干到底吧！

  洋洋近七千言，就是想让所有关心广州的人更加清晰地认识广州在国家战略中的定位，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北上广”仍将作为中国城市体系的顶层格局长期存在。明晰这个定位，是为了坚定广州人把广州事情做好的信心，既不要故步自封，也无须妄自菲薄；是为了架起广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发展坐标，对标先进扬长补短、敢于担当再为人先；更是为了“一张蓝图干到底”，保持城市发展的战略定力、焕发创新发展的市场活力、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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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中心城市优势转化为增长新动能

——对话广东省社科院院长王珺

  在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和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当下，广州以建设国家重要的中心城市为总目标，以创新驱动发展为核心战略，主动适应和积极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呈现出走向高端可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如何把广州的综合性优势充分变现，推动国家创新中心城市建设？

  广州日报：“重要的中心城市、国际商贸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您如何看待国家对广州这样定位？

  王珺：什么是中心城市，就是指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集散便捷的枢纽地区，当然，作为一个中心城市究竟是区域性的定位还是世界性的定位，这主要取决于货物、劳动力、资金、信息和数据等生产要素集散的网络范围。如果这些货物与资源流动主要在国际市场范围，那么就具有全球性，相反，就具有区域性。广州作为一个商贸中心，在过去的30多年发展中，这个地位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得到了不断的强化。正是这种发展的历史传统与现代实践，使广州作为中心城市承担着更多的国家使命，诸如创新与转型升级要先走一步，开放要在更大范围与区域内推进，区域发展要发挥更大的辐射带动力等。

  目前广州作为商贸中心的优势比较突出，下一步的发展要与新一轮的技术革命有机地结合起来，比如与互联网、物联网结合起来，形成线上线下互动，在商业模式创新上领先发展。


  四大优势支撑未来创新发展

  广州日报：广州提出建设国家创新中心城市，在新时期广州在创新驱动方面有哪些新的优势？

  王珺：在创新驱动发展中，广州的优势很明显。创新靠什么，首先就是要有一批高素质的人。通过这些人的创新，带动创业来推进发展。这需要在调动人才存量的同时，大幅度地吸引高素质人才流入。作为一线城市，广州在公共服务设施方面有较好的基础，配套能力相对完善，包括教育、医疗、公共配套、专业服务设施等，这个基础正形成高素质人才的聚集优势。

  第二个优势，与其他一线城市相比，广州可利用的腹地仍然很大，比如说，广州市面积约7400多平方公里，按常住人口约1350万计算，每平方公里不到2000人，就算建成区面积计算，也大约在1万人左右，人口密度还没有达到国内一线城市的平均程度，与香港、东京以及巴黎等国际性大都市的人口密度差距更大。密度较低、腹地很大，这就意味着经济活动有较大的周转余地与聚集空间。虽然是一线城市，但是，人口密度不很高，地价也就不算很高。加上一线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的配套能力以及高校、科研院所和学术单位，专业化公司很多，给高层次人才提供的就业与转岗机会也很多。

  第三个优势是广州长期以来形成的产业基础、公共设施、产业链与配套能力比较完整，诸如制造业门类比较齐全、无论是轻纺工业还是一些先进的装备制造业等，生产与消费服务业等专业化服务体系比较发达，商业信息与货物聚集能力较强，中小企业创新创业更宽容地根植于社会文化之中。

  第四，广州作为一线城市，累积起来的多种交通网络汇聚的优势。近年来，交通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货物、人流等聚集能力不断提高，航运、高铁、地铁、城际轨道交通等设施聚集在广州。接下来，通过有效的整合，进一步增强综合性交通枢纽的作用，从而创造更加便捷的要素流动的空间与渠道。


  推动新经济的培育成长

  广州日报：在创新驱动发展中，如何把广州的优势充分“变现”？

  王珺：当前要务是怎样把优势变为增长的新动能，我以为，这种转化就是要推动新经济的培育成长，进而加快结构调整。从结构转换机制看，作为一线城市的广州是区域发展的发动机。因为大量人口流入，导致人口密度增加，随之地价也上涨，使占地多、附加值低的传统行业受到高地价下的压力而外迁，这种外迁带动了周边地区的结构调整，也推动了中心城市的产业升级。在这个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是市场力量。所谓的市场力量就是价格引导，成本倒逼。地价及租金变动在推动空间结构调整上的作用是重要的。目前，广州一些中心地区已发生了变化，当然，这种变化对结构调整的作用也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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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企看广州】

  目前广州作为商贸中心的优势比较突出，下一步的发展要与新一轮的技术革命，比如与互联网、物联网有机地结合起来。


  中远海运：广州是必然的落户选择

  6月16日，广州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再添重量级“航母”——全球最大散货运输企业、中远海运散货运输有限公司总部在广州正式成立。这个龙头央企总资产748亿元，经营航线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个港口，拥有和控制干散货船舶380余艘、运力达3400余万吨，运力规模位居世界第一。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公司董事长许立荣表示，广州商贸发达，市场辐射带动能力强，营商环境和城市环境优越，是从未关闭过的对外通商口岸，具有悠久的航运历史和良好的航运业发展基础。中远海运集团的发展规划与广州建设国际航运中心的目标高度契合，将把发挥集团自身优势与利用广州航运枢纽优势结合起来，实现互利共赢发展。


  思科：将与广州建立更深层次合作

  4月22日，广州市政府与思科系统国际有限公司在穗签署合作框架协议，思科中国创新中心总部正式落户广州。

  思科首席执行官罗卓克表示，未来思科将继续凭借全球领先的全数字化战略和解决方案，携手本土合作伙伴，配合广州市政府，推进广州智慧产业的蓬勃发展。思科公司及其合作伙伴将集中致力于万物互联解决方案的研究开发，提供针对制造、物流、智能航运中心、能源管理等行业的解决方案，希望在智能制造的样板项目等方面与广州建立更深层次的合作，共同推动广州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


  唯品会：创业成本广州最具竞争力

  唯品会崛起于广州，成长为仅次于淘宝和京东的中国第三大电商。目前，广州正打造琶洲互联网创新聚集区，唯品会将投身其中，跟众多电商企业聚集形成发展合力。

  “在创业成本方面，广州一向在一线城市中是最具有竞争力的，政府扶持、政策关注，这些都是广州企业发展的优势所在。广州还兼具人文优势，思变、沟通、包容、敢为天下先的商业文化早已融入广州城市发展的血液之中。”唯品会副总裁冯佳路表示，广州独特的历史优势、人文优势使其一直紧扣时代商业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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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广州价值”  转向“扇形发展”

—— 对话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杨保军

国务院批复的《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年）》赋予广州中国顶级城市的战略定位：“我国重要的中心城市、国际商贸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格局已定，未来当思，广州发展需更强大引领气魄、更深远建设眼光。广州日报记者日前在北京专访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杨保军。

杨保军建言，目前广州要将大力向外的发展战略，转为内外并重的“扇形”战略，不但要继续把握海外市场机遇，更要深耕利用庞大内需市场；强调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深度优化行政服务环境为契机，细耕千年古城独特文化底蕴为基础，真正保护和利用好珍贵的文化遗产、自然资源为实践，又何愁创新、创意的产业发展沃土不生？凡此种种，都是广州未来发展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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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越大，广州越能代表中国参与国际的合作与竞争

广州日报：“重要的国家中心城市”这一定位对广州意义深远，您如何看国家在战略层面的这个设计？

杨保军：中国人口基数大，经济体量庞大，所以不可能是单一中心城市的发展格局，一定需要若干个中心城市来分别带动不同区域的发展，才能共同推动国家经济的均衡发展，因此，从国家层面考虑，多中心格局更有效率，也能充分平衡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关系，防止差距过大。

对国家中心城市的选择，中央当然有很高要求，这些城市必须有特点、有能力、有发展前景，因为需要肩负国家层面的中心城市的发展责任，毫无疑问，广州具备这样的条件和能力。

广州日报：从您的视角，如何看待广州担当这一角色的优势？

杨保军：首先，广州对华南地区，乃至对我国中南部地区都具有巨大影响力。这不仅仅体现在广州对人才、资金和各种生产要素的吸附以及带动辐射能力，更重要的是，要使这些要素真正发挥好作用，广州还提供了强大的基础服务设施支撑。

从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文化流等城市流的角度考虑，广州显然在珠三角以及泛珠三角地区影响力巨大；密集的公路、铁路、航空等交通路网设施，也使广州成为中国南方庞大的交通枢纽。国家希望广州肩负起国家中心城市的作用，实际上是希望广州能更好、更有效地组织好整个华南地区和泛珠三角地区的经济活动，这是国家赋予广州的责任。

广州日报：如何看待广州的门户枢纽地位？

杨保军：这就是更重要的一点。中国作为一个经济体进行对外交流时，国内城市中，只有广州成为一个独特存在。一般城市，随着空间距离增加，其影响辐射能力逐步衰减，广州则恰恰相反，比如，从小珠三角范围看，广州的影响力尚无法和香港比肩，但放眼大珠三角、泛珠三角甚至全国，广州的重要性远超香港，比如，作为南方的交通枢纽，如果香港交通出现问题，对内地影响有限，一旦广州的交通出现问题，恐怕全国接近三分之一的交通就会瘫痪。

再看整个东南亚地区，广州作为岭南文化的集大成者，在联系东南亚地区时具有强大的文化认同作用，这种作用远超香港。总体来说，范围越大，广州越能代表中国参与国际的合作与竞争，也因上述特性，在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时，广州的作用无可替代，这也是国家定位广州为“国家中心城市”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广州应该充分认识到国家的这种战略意图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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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间不是一次性博弈，最重要的还是协同发展

广州日报：那您认为，广州应该如何担当好这个角色？

杨保军：我想应注意几点：其一，充分发挥优势，扬长避短，特别在新时期，要重新挖掘和认知广州的价值，这是目前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比如，过去广州的GDP总量很大，今天看来，这是国家发展过程中一定阶段的要求，那时的发展很少考虑机会成本；但现在，我们已处于新的发展阶段，发展规则转换，完全靠要素投入驱动和完全依靠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已不可持续。

其二，在新形势下，广州需要好好审视自己，不能路径依赖。人往往会有路径依赖的惯性思维，而我们需要在外部形势和内部发展逻辑都已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强调创新驱动发展。

第三，发展优势和劣势并存的广州，作为省会城市，最大优势在于人才聚集，以及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强大资源和储备；但同时，长期作为省会城市的广州，也存在行政体制僵化的弊端。这会导致新型企业和富有创造力的人才转战体制机制更灵活高效的城市。广州如果不在改变体制、机制等方面下大功夫，未来可能会面临劣势，因为对人才的争夺将是下一步资源争夺的一个重点。

当然，广州有很多优势需要我们继续发挥好，比如，生产生活成本相对较低，土地资源丰富，住房资源供应多样性强，包容性强，这恰恰都是孕育创新的土壤，因为多样性、丰富性和很明显的地方特色，能产生独特的城市魅力。

广州日报：有一个问题，不仅仅存在于广州和广东的其他城市之间，也存在于国内其他城市群，比如，京津冀和长三角，那就是，在一个区域内同时存在几个发展势头强劲的城市之时，应该如何处理好这些城市之间的关系。

杨保军：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对同一区域内的不同城市来说，即使发展势头都很好，也会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不会是完全竞争关系。因此，最重要的是强调这些城市间的分工协作。每一个城市都应该意识到，虽然对手以竞争关系出现，但城市间最重要的还是协同发展。

道理很简单，数个城市位于同一区域，各自优劣势客观存在，竞争关系的规则是正向的，不可能是一次性博弈，因为后者通常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那么，我们就需要重复博弈，也就是用良性竞争的思维来思考这些城市间的竞合关系，要在不断合作的情况下，诚信为先，按规则出牌。

既然是这样，区域协同就更重要，因为在任何一个区域内，都没有哪个城市能够完全独自发展，没有合作精神必然将被淘汰出局，这是社会发展规律。所以，城市之间既要有合作意识，还要有合作的制度设计，扬长避短，携手共进，必然能开拓出属于大家共同的新的发展前景，这也是国家最愿意看到的发展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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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岸模式”对广州是一种更低成本、高效率的模式

广州日报：对于广州未来发展，您能否提一些方向性建议？

杨保军：未来，我们将进入一个创新驱动发展的时代，所有各级领导务必要看明白这一点。靠投资驱动已经没戏了，因为投资过剩；靠出口驱动到头了，出口一直在萎缩。对广州来说，创新驱动的动力来自于哪里？恰恰可以发挥广州包容性强的优势，有些地方对人很苛刻，凡是不循规蹈矩的都被视为异类，没有包容性就无法创新，而包容性强是广州的一大天然优势。

举个例子给广州参考，就创新能力超强的美国来说，其创新模式分两大类：“西岸模式”和“东岸模式”。所谓“西岸模式”是依托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并且主要是依托理工院所实施的科技创新，其核心是科研人员掌握某种技术，通过研发和不断提升技术性能和品质，提升产品的整体技术水平获取超额利润。但非一朝一夕可以具备，需要持续投入和长期积累。

“东岸模式”则是以发生在纽约大都市区为首的，主要以颠覆性商业模式为主的创新。纽约是一个具有特殊吸引力的地方，主要吸引三类人积聚。一类人是各种各样有着稀奇古怪想法的年轻人，他们看似不着边际的想法，往往蕴含着商业模式的颠覆性创新。他们往往没钱、没技术，只有点子。另一类人，没有想法，但有大量资金急于寻找合适的项目，他们在找“点子”。第三类人是商人，他们洞悉市场行情，熟知商品销路，可以对接供应和需求。纽约提供了这样的机会，能让这不认识的三类人很方便地认识和畅聊。

请注意，这些交流往往发生在陌生人而非熟人之间，不同领域之间的陌生人的交流往往能思维碰撞，孕育出巨大的创新火花。如何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城市魅力，城市要营造出这样的交往空间，让各种类型的人，能方便、低成本、自由的交流、交往、交易。在美国街头，可以看到，城市为摩肩接踵的人们提供了非常多的交流空间，广场、咖啡厅、餐厅、酒吧等。当然，除了公共空间的营造，对于我们来说，还需要培育一种陌生人之间能够随意、轻松交谈和交流的文化氛围。

我认为，目前，对广州而言，“东岸模式”是一种更低成本、高效率的模式，广州也具备这样的客观条件，比如，广州有现成的街道，国内很多城市就没有。提升广州街道的魅力、品质和细节，使城市更加宜人，是广州可以重点考虑的。如果广州希望更好地发展新经济，就一定要建设宜居环境，新经济的发展必然和新的生活方式挂钩，从事新经济的人才，必然是对环境挑剔、对文化有要求的，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已经超出了生存需求阶段，进入生活需求阶段，他们更关注生活的品质。


想要更好地创新，就要做好城市建设

广州日报：您建议广州内外并重“扇形发展”，是否意味广州未来应该将更多注意力转向国内市场？

杨保军：对，这是一个战略性的转折，也就是由外向型战略转向内需型战略的转折。目前，我国中产阶级的数量已超过美国，这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长期以来，我们更多把目光投向海外，为了提高价格竞争力而生产大量低端产品，这种粗放的初级生产能力已经无法满足国内中高端消费者的需求，因此产生了巨大的生产和需求错位，大量国内需求外溢海外，每年国人海外购物总量已达到约一万亿元人民币。

所以，我们要迅速转向，那种只知道借着老经验发展开发区，进行生产拉动的发展思路是巨大的错误。我们要看到中产阶级有巨大的消费需求，涵盖教育、医疗、卫生、体育、休闲等方方面面。对于地方执政者来说，切忌惯性思维，不要舍不得以前积累的那些生产建设经验，只有迅速转型，才能找到出路。

广州日报：您特别强调文化遗产的保护，文创产业未来是具有无限发展和创意空间的领域，但像您所说，人都有思维惯性，提到城市的核心优势，大家往往更重硬件，比如港口、铁路、航空，而忽略软件，比如文化、历史、自然禀赋，所以往往会把城市的文化历史价值地位后置。对广州来说，我们如何真正把文化历史名城的理念放到和未来城市发展相匹配的位置？

杨保军：其实这才是最关键的。我们一定要回到城市的本原才能真正理解城市的价值和意义。英国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将城市的出现定义为“革命”，改变了人类社会的进程。如果没有城市的出现，不可能养活全世界这么多人口。而城市最早出现在四大文明古国，注意，城市就是文明，文明就是城市，所以我们把城市叫做“文明的结晶”。

城市的一个最主要作用就是传承文明，让后人能够读懂过去的文化。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就应该深刻认识到把一个城市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深层次价值和意义，就是要把人类文明的结晶一代代传下去，任何人没有权利毁灭和中断这样的文脉。所以，只有回到城市的本原，才能真正做好我们的工作。

城市是生活的家园，人们为了生存来到城市，为了生活得更好留在城市。赚钱满足生存需求时可以忍受环境不好、服务糟糕；但要让大家留下来，就一定要建设让老百姓宜居和喜欢的城市环境。

提到创新，城市是创新的孵化器和加速器，创新只会出现在城市而非农村，我们千万不要把历史文化当成包袱，想要更好地创新，就要做好城市建设。